出了省委大楼，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的路灯亮了，昏黄昏黄的，照在花坛里的冬青上，叶子绿得发黑。远处的大马路上车流如织，喇叭声、引擎声、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混在一起，像是城市的心跳声。

    “你饿不饿？”钟小艾问。

    “不饿。”

    “我饿了。走，吃碗面去。”

    他们没去食堂，也没去饭店，就在省委大院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找了一家面馆。面馆很小，只有六张桌子，墙上贴着菜单，手写的，字歪歪扭扭的。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胖阿姨，围着个油乎乎的围裙，正在后厨忙活。店里只有一个客人，是个出租车司机，埋头吸溜着一碗牛肉面，吃得很香。

    “两碗牛肉面。”钟小艾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

    陈清泉坐在她对面。桌上有醋瓶、辣椒油、一筒一次性筷子，还有一小碟腌萝卜，免费的。钟小艾夹了一块萝卜放进嘴里，嚼了嚼，说:“不错。比香港的好吃。”

    “香港的你也吃了？”

    “吃了。在中环那家咖啡厅吃的三明治，难吃死了。”

    陈清泉笑了。他想起那天在中环的咖啡厅，她坐在他对面，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党徽。她端着咖啡杯，眼睛盯着对面大楼的入口，表情严肃得像个指挥官。

    “笑什么？”钟小艾问。

    “没什么。想起你在香港喝咖啡的样子。”

    “怎么了？”

    “很严肃。像是要上战场。”

    “本来就是上战场。”钟小艾把筷子掰开，在手里搓了搓，去掉上面的毛刺，“赵瑞龙是什么人？杀人放火、制毒贩毒、洗钱行贿，什么坏事没干过？这种人，你跟他打交道，就是上战场。”

    面端上来了。很大一碗，汤是酱色的，飘着一层红油，上面铺着五六片牛肉，几根香菜，一小撮葱花。面条是手擀的，粗粗的，咬起来很有嚼劲。陈清泉吃了两口，觉得胃里暖了，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小艾，”他放下筷子，“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

    “如果我——”

    “别说。”钟小艾打断他，“你要是想说‘如果我回不来’这种话，就别说了。我不听。”

    “但——”

    “没有但是。”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种东西，不是凶，是怕，“沙书记说了，你必须回来。我也说了，你死了我饶不了你。你要是敢死在香港，我就——”

    “就什么？”

    她没回答。低下头，吸溜了一口面，腮帮子鼓鼓的，像只仓鼠。

    陈清泉看着她，心里头那根绷了好久的弦忽然松了一下。不是断了，是松了，像是有人拧松了一颗螺丝，让那些拧得太紧的东西稍微松动了一点，留出了一点点空隙，可以让空气流通，可以让光透进来。

    “行，”他说，“我回来。”

    “说话算话？”

    “算话。”

    “拉钩。”

    陈清泉愣住了。拉钩？这是钟小艾说的话？那个在中纪委干了十几年、审过无数大案要案、连沙瑞金都要让三分的钟小艾？

    她伸出手，小指翘着，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她的手指很白，指甲剪得很短，没有任何装饰。这双手写过无数份调查报告、签过无数份逮捕令、在审讯室里拍过无数次桌子。但现在，这双手伸出来，是要跟他拉钩。

    陈清泉伸出手，小指跟她的勾在一起。她的手很凉，指尖微微发抖。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她说。

    陈清泉笑了。这次是真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你笑什么？”钟小艾抽回手，瞪了他一眼，耳根子红了。

    “没什么。吃面吧，面凉了。”

    他们没再说话，埋头把面吃完了。老板娘过来收碗的时候，看了他们一眼，忽然说:“两口子吧？真般配。”

    钟小艾的耳根子更红了。陈清泉掏出钱放在桌上，说:“阿姨，您误会了，我们是同事。”

    “同事？”老板娘把钱收了，找了零，笑嘻嘻的，“同事也能处对象嘛。我看你们俩有夫妻相。”

    钟小艾站起来，拿了包就往外走。陈清泉跟在后面，出了面馆，冷风一吹，打了个哆嗦。钟小艾站在路灯下等他，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碎发贴在脸上。她伸手捋了捋，说:“明天一早，我回北京。你去东山。三天之后，我们在香港碰头。”

    “好。”

    “小心点。”她看着他，眼神跟刚才在面馆里不一样了。刚才的她是软的，是脆的，是那个会伸出手来说“拉钩”的女人。现在的她又变回了钟主任，那个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中纪委干部。

    “你也是。”陈清泉说。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