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需要你帮忙。”

    “我？”

    “对。你跟香港律政司的人熟，能不能搞到一张搜查令？”

    侯亮平愣住了。他想了想，说:“搜查令不是不能搞，但需要时间。而且需要理由。你不能说‘我怀疑里面有东西’就让人家给你开搜查令。得有证据，有线索，有合理的怀疑。”

    “那就有。”陈清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放在桌上，“这里面是陈光荣在香港的资产记录、那套房子的水电缴费记录、隔壁邻居的证词、还有老刀从门缝下面拍的照片。这些够不够？”

    侯亮平拿起U盘，看了看，又放下:“够了。但需要时间。最快也要一周。”

    “我等不了一周。三天之后我必须去香港。三天之内，我要知道那套房子里有什么。”

    “三天？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不是为难你。我是求你。”陈清泉看着他，“亮平，你知道这次去香港意味着什么。赵瑞龙在那里等我，他布了一个局，就等我钻进去。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在去之前，我想把陈光荣的事查清楚。万一我回不来，这些东西就是扳倒赵瑞龙的最后一颗子弹。”

    侯亮平沉默了。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个U盘，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说:“三天。我试试。”

    “不是试试。是一定。”

    “好。一定。”

    陈清泉站起来，走到侯亮平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谢谢。”

    “谢什么？”侯亮平也站起来，“咱们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两人握了握手。侯亮平的手很有力，掌心很热，像是一团火。

    “对了，”侯亮平松开手，“还有一件事。马云波那边，你去看看他吧。他一直念叨你。”

    “他怎么样了？”

    “恢复得不错。医生说再养一个月就能出院了。但他心里有事，一直憋着，谁都不肯说。你去看看他，也许他能跟你说。”

    陈清泉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表，十点半。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够他去一趟疗养院。

    疗养院在东山郊区，离市委大院大概二十分钟的车程。陈清泉没让司机送，自己开了车。是一辆很旧的桑塔纳，挂的是政法委的牌照，方向盘有点歪，刹车也不太灵，但他开得很慢，很稳。

    路上经过了一个菜市场，人很多，很吵。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吵架，有人在吆喝。一个卖鱼的大婶看见他的车，认出了牌照，喊了一声:“陈书记！陈书记您等等！”

    陈清泉把车靠边停下。大婶提着一个塑料袋跑过来，里面装着两条鱼，还在蹦。

    “陈书记，这是今天早上刚打的，新鲜着呢！您拿回去尝尝！”

    “不用不用，阿姨，您留着卖吧。”

    “卖什么卖！您帮了我们东山这么大的忙，两条鱼算什么！”大婶不由分说地把塑料袋塞进车窗里，“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陈清泉哭笑不得，只好收了。大婶高兴得眉开眼笑，转身跑回摊位，又拿了几条，追上来要往车里塞。陈清泉赶紧发动车子，落荒而逃。

    后视镜里，大婶站在路边，举着鱼，笑得像个孩子。

    疗养院在一座小山脚下，周围是农田和果园，空气很好，很安静。门口有个保安，看见他的车牌，敬了个礼，放他进去了。

    马云波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房间，阳光很好。陈清泉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东山新闻，正在播塔寨案的最新进展——林耀东已被批捕，刘生已被双规，陈光荣自杀身亡。播音员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菜单。

    “陈书记！”马云波看见他，眼睛亮了，想要坐起来，但伤口还没好，动了一下就疼得龇牙咧嘴。

    “别动别动。”陈清泉快步走过去，扶他躺下，“躺着说话。”

    “您怎么来了？不是去香港了吗？”

    “回来了。有点事要处理。”陈清泉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把那个装鱼的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路上有人送的，新鲜鱼，等会儿让食堂给你做了。”

    马云波看着那个塑料袋，笑了:“又是老百姓送的吧？您现在可是东山的大红人，走到哪儿都有人送东西。”

    “别瞎说。我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人民的偶像。”

    “公仆？哪个公仆能让老百姓追着送鱼？”马云波的笑容慢慢淡了，“陈书记，您这次回东山，不只是为了看我吧？”

    陈清泉没说话。他看了看病房里的摆设——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台电视，一个卫生间。床头柜上摆着几瓶药，一盒纸巾，还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照片，一个女人，三十多岁，长头发，笑得很温柔。

    “你老婆？”陈清泉指了指相框。

    “嗯。于慧。”马云波的眼神暗了一下，“她在戒毒所。我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