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陈清泉五点就醒了。

    窗外还黑着，路灯还亮着，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他洗了脸，刮了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深蓝色的夹克，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衬衫，没打领带。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觉得自己精神了不少，至少不像昨晚那么狼狈了。

    他下楼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换了个人，是个小伙子，正捧着杯豆浆喝。看见他，点了点头:“陈书记，早。”

    “早。帮我叫辆出租车。”

    “好嘞。”

    车来了，是一辆桑塔纳，很旧，坐垫上有个洞，露出里面的海绵。司机是个中年人，头发谢了顶，戴着副墨镜，嘴里叼着根牙签。他听说要去东山，愣了一下:“东山？那可不近啊。”

    “知道。走吧。”

    “得加钱。”

    “加。”

    司机二话不说，发动了车。

    从汉东到东山，走高速要三个小时。陈清泉靠在副驾驶的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

    天慢慢亮了，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爬出来，把云彩染成粉红色，又变成金色，最后变成白色。

    田里有农民在干活，弯着腰，像是在对土地鞠躬。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一缕一缕的，直直地往上升，到了半空就被风吹散了。

    陈清泉看着这些，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楚的情绪。他在东山待了三个月，三个月里见了太多黑暗的东西——毒品、腐败、暴力、死亡。但他也见了光明的东西——那些缉毒警不要命地往前冲，那些基层干部没日没夜地干，那些老百姓在塔寨被端掉之后放鞭炮庆祝。

    这些东西，是他两辈子加起来都没见过的。

    “到了。”司机把车停在市委大院门口。

    陈清泉付了钱，下了车。他看了看表，八点四十。侯亮平还没到，但罗旭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了。

    罗旭今年五十五，在东山干了八年市长，是个老好人。什么叫老好人？就是什么事都不得罪人，什么人面前都说好话，什么决策都拖着不办。

    这种人当官，不犯错，也不干事，属于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类型。塔寨在他眼皮子底下制了十年的毒，他居然说他“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只有他自己清楚。

    “陈书记，您回来了！”罗旭看见他，满脸堆笑，站起来迎上来，双手握住他的手，“香港那边顺利吧？”

    “顺利。”陈清泉在沙发上坐下，“罗市长，我有几件事要跟你商量。”

    “您说您说。”

    “第一件事，我要去香港几天，东山的工作，暂时交给你主持。”

    罗旭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没问题没问题，您放心去，东山有我呢。”

    “第二件事，”陈清泉看着他，“蔡永强同志在塔寨案中表现突出，我建议破格提拔他为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省里原则上同意了，就等市委走程序。”

    罗旭的笑容彻底僵住了。蔡永强是什么人？缉毒大队长，塔寨案的前线指挥，跟林耀东的人真刀真枪干过的。这种人当公安局长，那些以前跟林耀东有来往的人，晚上还睡得着觉吗？

    “陈书记，这个……蔡永强同志确实是个人才，但他资历尚浅，直接从缉毒大队长提拔到副市长，这个跨度是不是太大了？”

    “不大。”陈清泉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一颗一颗地钉在桌面上，“塔寨的案子你也看到了，东山的问题有多严重，你也清楚。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干事的人，是敢干事的人，是不怕得罪人的人。蔡永强就是这样的人。”

    罗旭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见陈清泉的眼神，又把话咽回去了。那个眼神他见过——三个月前陈清泉刚到东山的时候，在常委会上宣布要查塔寨，就是这种眼神。那种眼神里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只有四个字:必须执行。

    “好，我安排。”罗旭说。

    “第三件事，”陈清泉站起来，“我要借用纪委的办案点，三天。任何人来问，都说我在开会。”

    “这……”罗旭也站起来，“陈书记，您要查什么？”

    陈清泉没回答。他走到门口，拉开门，回过头说:“罗市长，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你说对吧？”

    罗旭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连声说:“对对对，您说得对。我这就安排，这就安排。”

    出了罗旭的办公室，陈清泉没回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去了纪委的办案点。办案点设在市委大楼的地下一层，原来是个车库，后来改成了谈话室。墙上刷着白漆，地上铺着灰色的地砖，灯是日光灯，白惨惨的，照得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他刚坐下，侯亮平就到了。

    侯亮平今天没穿检察制服，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