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完这句话，密室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排风扇转了三轮，把密室里所有的空气都换了一遍。

    久到桌上的红酒挥发了一小半，酒香淡得几乎闻不到了。久到投影仪的风扇声从嗡嗡变成滋滋，像是快烧了。

    陈清泉动了。

    他走到桌边，拿起那瓶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倒得很满，酒液差点溢出杯口，在杯沿上绷成一道弧面，颤颤巍巍的。

    他端起杯子，一仰头，灌下去半杯。酒液顺着喉咙往下淌，火辣辣的，烧得胃里翻江倒海。他没品出什么味儿来，就品出一个字：涩。

    他把杯子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说完了？”他问。

    赵瑞龙从天花板上收回视线，看着他。

    “说完了。”陈清泉又灌了半杯，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净，杯子倒扣在桌上，剩下的酒液顺着杯壁淌出来，洇湿了一小块桌面，“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画面，我都知道。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他转过身，面对赵瑞龙。两个人隔着三步的距离，一个站着，一个蹲着，一个低头，一个仰头。

    “你以为你拿这些东西出来，就能把我怎么着？”陈清泉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不是那种愤怒的、失控的拔高，是那种在法庭上面对被告律师的最后陈词时、带着压迫感的拔高，“让我崩溃？让我哭？让我跪下来求你？”

    他往前走了一步。

    “赵瑞龙，你太小看我了。”

    赵瑞龙蹲在墙根，仰着头看他，脸上那丝笑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那种听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演讲之后、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方的表情。

    “我死过一次，”陈清泉蹲下来，跟他平视，两个人的鼻尖离着半尺远，能闻到对方身上那股汗味和药味混在一起的气味，“从三十三楼跳下去的那一秒，我想的不是什么正义，不是什么法治，也不是什么那些我帮过的底层百姓。”

    他的声音突然低下来，低得像是在说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

    “我想的是——我女儿以后怎么办。”

    赵瑞龙的眼皮跳了一下。

    “她妈一个月挣三千块，租的房子一个月一千二，剩下的钱刚够吃饭。她后爸是个跑货车的，一个月回来两次，每次回来都喝得烂醉，摔盘子砸碗。她以后的学费谁出？她以后上大学谁供？她以后嫁人了谁牵着她走红毯？”

    陈清泉的眼睛红了。

    不是那种被洋葱熏的、刺激性的红，是那种从眼底渗出来的、一层一层往上漫的红，像血丝在水里扩散，慢得让人心慌。

    “我跳下去的那一秒，我才想明白一件事——我不是被那些人逼死的。我是被自己的懦弱逼死的。那些人欺负我，我认了。当事人反水，我认了。律所开除我，我认了。老婆跟我离婚，我也认了。我什么都认了，什么都忍了，什么都扛了，扛到最后扛不住了，我就往楼下一跳，一了百了。”

    他伸出手，食指戳在赵瑞龙的胸口上，戳得赵瑞龙往后一缩，后脑勺磕在墙上，咚的一声。

    “但我没死成。我他妈没死成！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山水庄园那张大床上，旁边躺着一个外国女人，镜子里的脸不是我的脸，手机上的日期是2013年11月6号。老天爷不让我死，老天爷让我再活一次！”

    他的手指在赵瑞龙胸口上戳了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戳得赵瑞龙往后缩，缩到墙根缩不动了，整个人贴着墙，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老鼠。

    “你知道我这七年是怎么过来的吗？”陈清泉的声音突然又低下来了，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个天台，看到那个边沿，看到我那只迈出去的左脚。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那天没跳，如果我那天回头了，如果我那天推开那扇铁门走下楼，我女儿会不会被人堵在厕所里扇耳光？她会不会磕在洗手池上缝五针？她会不会蹲在单元门口把脸埋在膝盖里哭？”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那种电视剧里的、顺着脸颊慢慢淌的泪，是那种猝不及防的、从眼眶里直接砸下来的泪，一滴接一滴，砸在赵瑞龙羊绒大衣的袖子上，砸在水泥地上，砸在两个人之间那半尺的距离里。

    “你跟我说她死了，”陈清泉抹了一把脸，把眼泪和汗一起抹掉，手掌湿漉漉的，在灯光下反着光，“我当然知道她死了。我查了三年，查到她十二岁那年得了白血病，她妈砸锅卖铁凑了三十万，不够。骨髓配型找到了，手术费差八十万。她妈跪着求人借，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借了二十万。还差六十万。”

    他站起来，低头看着蹲在墙根的赵瑞龙。

    “六十万。我前世当了十五年律师，经手的案子标的额加起来好几个亿，抽成拿了不下五百万。但我女儿生病的时候，她妈连六十万都凑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