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是想把我们写进法里？”

    白野纠正：“不是把刘勇写进法里。是把这类历史电影未来进入平台时的评估义务写进去。”

    “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白野说，“如果是针对刘勇，容易被反击。但如果他们把问题包装成平台透明度、内容来源、地区叙事差异、历史争议提示，那就变成公共政策讨论。”

    林瑜蓓也在线上，脸色比白野更冷。

    “不是封杀你，是让未来的每部电影都必须经过他们控制的那套评估体系。”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

    伯尔尼已经不再试图阻止刘勇这部电影往前走。

    他们承认，在个案上很难挡住了。票房破亿，北美开门，瑞典学院讨论，大学课程扩散，流媒回头问版权。再说观众接受度存疑，只会显得可笑。

    所以他们退到更远的位置。

    他们要定义以后同类型电影进入欧洲平台和流媒系统时，必须面对什么问题，提交什么说明，经过什么评估，接受什么透明度标识。

    听起来合理，实际却像一张更大的网。

    刘勇把意见书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看完第三遍，他反而没有刚开始那么沉。

    白野问：“怎么说？”

    刘勇把文件关掉。

    “这不是反扑。”

    朴尹慧愣了一下。

    刘勇说：“这是退出。”

    所有人都看向他。

    刘勇继续说：“伯尔尼已经承认在个案上挡不住我们了，所以他们换了一个战场，一个时间尺度比个案长得多的战场。”

    他指了指那份意见书。

    “他们不是在打这部电影。”

    “是在打这部电影可能引发的同类型电影潮。”

    白野低声说：“对。”

    一部刘勇电影已经冲出去，伯尔尼最害怕的不是它继续卖票、拿奖、上流媒。

    他们怕的是更多后来者看见这条路，拿着刘勇公开的数据去找投资、发行、院线、大学和流媒。

    当一部电影变成样板，下一部就不再需要从零解释自己为什么可能成功。

    伯尔尼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样板变成路径之前，把路径重新纳入他们能解释、能评估、能收费、能否定的系统里。

    白野问：“那我们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很现实。

    对方走的是欧盟程序，提交的是正式意见书，落款是看似独立的机构，还有学术机构背书。

    直接骂回去，会被说成情绪化；找媒体曝光，证据链不够完整；什么都不做，对方的意见就会干净地留在程序记录里。

    刘勇看着白板上之前整理的发行网络。

    七家欧洲独立发行商。

    十二所合作大学。

    开源白皮书已经发给几十家独立制作公司。

    还有国际行业报告、票房数据、课程授权记录、社区放映样本、被阻止观影人次估算表。

    他忽然说：“这些就是我们的意见书。”

    白野抬头。

    刘勇说：“伯尔尼走立法，我们走案例。”

    他站起来，把白板拉近。

    “法律要三五年才能成形。三五年里，我们已经足够多次地证明，这类电影不是信息不对称。”

    他的笔在白板上重重画了一道线。

    “是信息被刻意遮蔽之后的重新对称。”

    林瑜蓓眼睛亮了一下。

    “公开数据集？”

    白野反应更快。

    “以七家独立发行商和十二所合作大学的名义，联合向同一个欧盟机构提交材料。”

    刘勇点头。

    “不是情绪反驳。全部用数据。”

    白野已经开始列框架。

    第一部分，欧洲市场实际发行数据；第二部分，观众反馈和教育机构使用情况；第三部分，被风险提示和合规压力影响的场次记录；第四部分，开源发行路径的反馈；第五部分，额外争议标识可能对非欧美历史叙事造成的结构性门槛。

    朴尹慧听着听着，表情也变了。

    “我们不是说他们坏。”

    “对。”白野说，“我们证明他们这套框架不完整，而且会制造新的不公平。”

    刘勇补了一句：“更准确地说，是证明他们把被遮蔽的记忆重新说出来，污名化成了信息不对称。”

    这句话被白野直接写进标题页备选。

    接下来三天，所有人都忙起来。

    七家欧洲独立发行商里，有五家第一时间同意共同提交数据，另外两家要求商业隐私打码。十二所合作大学中，有九所愿意提供课程使用说明或研究用途证明。法国那所曾经争论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