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是民国十八年，北平的冬天。

    天还没亮，哈气成霜。

    戏班子“喜连成”科班的院子里，已是一片“咿咿呀呀”的吊嗓子和刀枪把子的碰撞声。

    寒气从破损的窗纸钻进来，练功房里，十来个半大孩子穿着单薄的练功服，冻得嘴唇发紫，鼻涕直流，但不敢有丝毫懈迨。

    班主关师父的藤条，就挂在正中的柱子上。

    主角是两个孩子，小豆子和石头。

    小豆子生得清秀，眉眼如画，却被母亲切掉了手上多馀的第六指，送进戏班学旦角；

    石头憨厚结实，是唱花脸的坯子。

    两人同吃同住，在严苛近乎残忍的科班训练中相互扶持。

    小豆子因为长相和性子柔，总被师兄弟欺负，石头就护着他，替他挨打。

    夜里几十个孩子挤在冰冷的大通铺上，石头会把冻得哆嗦的小豆子搂在怀里暖着，小声说：“睡吧，明天还得练功。”

    汪曾祺读得很慢，很仔细。

    他对京剧是内行，对梨园行的规矩、门道、艺人的甘苦，体会很深。

    李劲松笔下的科班生活，写得极为真实、细腻，甚至有些残酷的真实。

    那些枯燥痛苦的基本功训练——“拿顶”、“下腰”、“劈叉”、“耗腿”；背不出词、走错台步、眼神不对时，师父毫不留情的藤条和耳光；孩子们在极度疲累、恐惧和饥饿中，依然对舞台、对“成角儿”、对出人头地，抱有缈茫而炽热的向往————这些描写，没有亲身经历或下过苦功采访，是写不出来的。

    更难得的是，李劲松没有停留在猎奇式的展示，而是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旧社会学艺的残酷，也写出了在这种残酷环境下，两个少年之间滋生出的、超越寻常友谊的依赖与温情。

    那种情感，混杂着共患难的义气、朦胧的依恋，还有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控的恐惧中抓住的唯一浮木。

    “小豆子又一次把我本是女娇娥”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关师父的藤条雨点般落下，抽在他单薄的背上，很快泛起一道道红肿的子。小豆子咬着嘴唇，不哭，也不求饶，只是眼睛直直地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

    “石头看不下去了，猛地扑过去，用自己更宽厚的背挡住大部分抽打，藤条落在他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像捶打一袋扎实的谷子。小豆子缩在石头怀里，嗅到他身上汗味、尘土味和一点点血腥味混合的气息，眼泪这才大颗大颗掉下来，却不是为疼，是为心里某个地方，好象被这一顿打，打得更碎了，又好象被打得黏合起来，黏成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型状。”

    读到这一段，汪曾祺轻轻“啧”了一声，手指在页面上敲了敲。

    这描写，精准，又揪心。

    他几乎能看见那两个在昏暗、弥漫着汗味和尘埃的练功房里相拥颤斗的小小身影。

    李劲松对人物心理那种幽微处的把握，比他之前写湘西时，似乎更进了一层。

    湘西的故事里，人物是泼辣的、野性的，情感是外放的；而在这里，情感是内敛的、

    扭曲的、层层包裹的，需要更精细的刀法来解剖。

    这种从外部风物转向内部心灵的探索，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老刘搓着手进来了，带进一股寒气。“汪老师，早啊！哟，这就看上杂志了？嚯，《十月》新的一期到了？”老刘也是个戏迷，凑过来看了一眼封面。

    “恩，刚到。”汪曾祺应了一声，目光没离开书页。

    “有好看的吗？”老刘脱下棉袄挂上，给自己也倒了杯水。

    “劲松写了个京剧题材的，《霸王别姬》。”汪曾祺说。

    “劲松？就那个写湘西的？他写京剧？能行吗？”老刘表示怀疑，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开始翻看桌上其他信件。

    汪曾祺没接话，继续往下读。

    小说时间跳跃，两个孩子长大了，成了角儿。

    程蝶衣（小豆子）果然成了名动京津的旦角，扮相、嗓音、身段无一不精，尤其一出《霸王别姬》，堪称绝唱，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

    段小楼（石头）也成了响当当的花脸，擅演霸王。

    两人搭档，珠联璧合，是戏园子的金字招牌，一票难求。

    台上的霸王别姬，演的是英雄末路、美人殉情的千古悲歌；台下的程蝶衣与段小楼，关系却变得复杂微妙，暗流涌动。

    程蝶衣人戏不分，将对戏中虞姬的深情、忠贞与绝望，部分地移情到了扮演霸王的段小楼身上，那种情感炽热、纯粹、偏执，近乎一种信仰。

    而段小楼却是个“戏是戏，人是人”的性子，他欣赏、爱护这个师弟，愿意为他两肋插刀，却无法回应、甚至难以理解他那超出常理、令人窒息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