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背对着我抽了很久。烟雾被夜风吹散，他的背影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脏了的玻璃。

    “田颖，”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轻到我得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我想搬出去住一段时间。”

    “多久？”

    “不知道。”

    “女儿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先带着。”

    我笑了。我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五个多月大的女儿，看着阳台上那个曾经蹲在我面前说“我们结婚”的男人，忽然觉得一切都很好笑。

    “你走吧。”

    他转过身看我，嘴唇动了动。

    “你走啊——”我把这三个字咬得很慢很慢，慢到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我不哭。我怎么会哭？我凭什么哭？”

    轮椅扶手上的手，指节泛白。念念被我的声音惊醒了，哇地哭起来。我没有哄她，就让她哭。

    “笑给你看，哭给自己听。”我低下头，看着女儿皱巴巴的小脸，“反正眼泪掉下来，你也看不见——从今往后，顾主任这三个字，我再也叫不出口了。”

    他走了。

    走得很干脆，连衣服都没收完，衣柜里还挂着两件他的衬衫。后来我洗了很多遍，怎么洗都觉得上面有那股香水味，最后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离婚是他提的。

    协议书寄到家里，顺丰的文件袋，薄薄的几页纸。财产分割那一栏写得很清楚：房子归他，因为是婚前财产。女儿归我，他每月支付两千块抚养费。两千块，在省城连念念一个月的奶粉钱都不够。

    我没签字。

    不是为了那点钱，是为了争一口气。

    我去医院找过他一次。轮椅推到骨科门诊外面，隔着玻璃看见他穿着白大褂，正弯腰跟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说话，脸上带着那种专注又温柔的表情。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三年前他坐在我床边，也是这副模样。

    我没有进去。

    后来我听以前相熟的护士说，他跟骨科的护士长林薇好上了。林薇比他小四岁，父母都是卫生系统的，人长得漂亮，最重要的是——能站着陪他走路。

    抚养费的事，我找过他们科室的领导，找过医院的工会，最后找了律师。律师姓陈，四十多岁，圆脸，说话不紧不慢。他翻完材料，摘下眼镜擦了擦：“田女士，这种情况法院判的话，抚养费可以按他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主张，他月收入大概多少？”

    “两万五到三万。”

    陈律师算了算：“那就是五千到七千五。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执行是个麻烦事。他要是拖着不给，你得一遍遍申请强制执行，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都不低。”

    “我等得起。”我把协议书推回去，“陈律师，我不是为了那几千块钱。我要的是一个说法——他欠念念的，一分都不能少。”

    官司打了半年。

    期间顾衍舟找人和解过两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低。第一次说每月给三千，一次性付到十八岁。第二次说两千五，按月给。我全都拒绝了。

    最后法院判了，每月五千，从离婚当月起付，拖欠部分限期补齐。

    判决书下来的那天晚上，我把念念哄睡，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医院病房里，他给我削苹果的样子。苹果皮细细长长的，一圈都没断。

    我摸出手机，翻到他的号码，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拨出去。

    说什么呢？说我还恨你？说念念会叫爸爸了？说你的衬衫我没扔干净，衣柜角落里还剩一件？

    什么都不必说了。

    后来我带着念念回了石桥村。

    村里人看见我的轮椅，看见我怀里的孩子，眼神里什么都有。同情的，好奇的，幸灾乐祸的。表嫂王桂兰在村口碰见我，嘴张了张又闭上，最后憋出一句：“颖啊，回来啦？”

    “回来了。”我冲她笑笑。

    我妈在院子里种了一大片月季，红的白的开得热热闹闹。她把东厢房收拾出来，地面抹得平平整整，门槛锯掉了，方便轮椅进出。念念在地上爬来爬去，揪月季花瓣往嘴里塞，我妈在后面追着喊小祖宗。

    我在村里办了一个小的手工坊，带着几个留守妇女做手工布鞋，网上开了一个店铺，生意慢慢做起来了。订单多的时候，大家围坐在院子里，一边纳鞋底一边聊天，说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有时候她们说到兴头上，忽然想起我在旁边，声音会猛地低下去，偷偷拿眼睛瞟我。

    我知道她们在避讳什么。

    “没事。”我低头缝着一只虎头鞋，线在指尖绕来绕去，“你们说你们的，我早不在乎了。”

    真的不在乎了吗？

    半夜醒来，听着窗外的虫鸣，看着身边念念熟睡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