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中环一带的顶峰价位；湾仔、铜锣湾稍低些，其他区域更递减几分。

    九龙的地价大约只及港岛一半，其中除了尖沙咀、油尖旺等热闹地段，别处又要低上一两成。

    至于新界，眼下最为低廉。

    此时港岛人口已逼近一百五十万。

    尤其随着局势变迁，大量携资逃难者涌入此地。

    像他这般带着钱财与人手前来的人不在少数——来了总要安居，地产行业的兴起便成了必然浪潮。

    港岛正褪去码头的旧壳。

    资金与技艺从各处涌来，在岸边扎下根。

    除了地皮买卖，工厂的烟囱也日渐密集——总得把货物造出来，换成钱。

    穿制服的警员每月明面上的薪水是一百一十块。

    可暗地里的进项，往往能翻上两倍还多。

    即便如此，十桩案子倒有九桩悬着，找不着头尾。

    犯罪像雨季的苔藓，无声地蔓生。

    每年总有数不清的旧卷宗被塞进柜子深处，再也无人问津。

    到了年关，各区探长自有办法：去难民营或帮会里花些钱，总能寻到顶罪的人。

    报表上的数字，便好看多了。

    娱乐的灯火却亮得刺眼。

    容貌出众的姑娘被选出来，冠以某个名号，稍加打扮便送去遥远的异国参加比赛。

    若运气好，还能在海外受训半年。

    有人一周就能挣两百美金——那时节，一辆崭新的福特汽车不过两千之数。

    唱歌的女子不叫歌手，唤作歌伶。

    没有专为她们搭建的舞台。

    舞厅的灯光晕开一片暖昧的昏黄，那里就是她们的天地。

    台下也没有歌迷，只有被称作“舅少团”

    的看客。

    经营的门道，其实与今日并无不同：都得小心哄着这些看客。

    只是那时的舅少团，手面与脾气都大得多。

    歌伶唱罢，往往还得陪着喝几杯，甚或留下过夜。

    行里把这叫做“拜山”。

    能当舅少团的，非富即贵。

    就像如今有人为捧场，能包下整间影院的座位；那时节，他们也常包下舞厅前几排最好的位置。

    歌伶成了他们之间较劲的彩头，比谁出手阔绰，比谁面子更大——这般情景，与后来富家子弟们的斗富游戏，如出一辙。

    平心而论，那年代歌伶与 的日子，未必算差。

    只是舞厅歌厅背后，总站着社团的影子。

    若姑娘被客人欺侮了，老板或帮会不肯出头，她们便自己想办法：或是悄悄走人，或是闹出点动静。

    所以那些地方虽然夜夜笙歌，却也时常拳脚相向。

    没有傍身之技的女子，在岛上活得艰难。

    好些的，寻个归宿嫁了；差些的，便被父母卖进灯红酒绿之处，或是直接送入富户家中。

    因此那时还不时兴雇外邦女佣，有钱人家偏爱用那些经验老到、梳起不嫁的自梳女。

    每月最少也得给一百三十块，不比警员挣得少。

    单独的房间得备好，里头日常用物一应俱全，还得有电器——虽然那时所谓的电器，大抵不过是台收音机。

    家里佣人多，便是主人家实力的明证。

    光这项开销，就抵得上一个小警署的月支了。

    譬如有人家中，保姆十七个，护卫三十名，再加管家。

    若按每人两百块算，单这一项，每月便过万了。

    这还不算日常吃穿用度。

    所以这般排场，终究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

    住在山顶的那些身影，是所有人抬头仰望的存在。

    那时节，除了新界早先的住民，岛上少有人自称港岛人。

    各人都以原籍为荣：潮州来的，顺德来的，福州、湖州、上海、成都……一地便有一个商会，一地便有一个甚至几个帮会。

    乡音与利益，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

    需要有人撑腰时，街坊们从不找差馆。

    他们只消向自己商会的头面人物递句话，自然有人将麻烦摆平。

    受伤也罢，吃亏也罢，绝没有向同乡索要酬劳的道理——那是个看重义气的年月。

    在茶肆或酒楼里，凭着一口乡音便能寻到肯伸手的帮手。

    那时还没有风靡全球的名牌。

    阔人们若想置办洋装，只得去外国人的裁缝铺子下单，或是寻那些有年头的西服店定制。

    这座滨海都城已是声名远扬的国际码头。

    城里的理发师傅、裁缝匠人，个个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有钱人家多半养着专属于自己的裁缝与理发师。

    就像那位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