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谁家孩子一晚上不归，能这么踏实？”

    又一位女同事却带着几分怀疑问道：“听说你家丢了值五千块的东西？真有那么多？你们家……有那么多钱么？该不是想讹秦淮茹家吧？”

    许大茂立刻正了神色，语气诚恳：“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许大茂从不干坑人的事儿。

    再说了，秦淮茹家什么光景？穷得都快靠傻柱天天接济了，坑她们家，能图个什么？况且那日多少公家人都在场看着，我敢么？犯法的事儿，咱们新时代的青年，可不能沾边，也绝不会去沾。”

    郭淮展开那封挂号信时，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片往下掉。

    信纸上的字迹很工整，内容让他反复看了两遍。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最后还是把信塞进了公文包。

    下午的会议桌上，那封信在几位负责人手里传了一圈。

    没人立刻表态，烟雾在会议室里缓慢地盘旋。

    有人提议先核实情况，有人翻着明天的版面安排。

    墙上的挂钟敲了四下，最终的决定是：头版留出位置，但得等核实清楚再定。

    此刻的许大茂正蹬着自行车穿过东城的胡同。

    车后座捆着的设备随着颠簸发出细碎的碰撞声。

    他在一条僻静的巷尾停下，左右看了看，才从墙根阴影里搬出那些器材——放映机、两只蒙着灰布的音箱、卷成筒的幕布，还有几盒用牛皮纸包着的胶片。

    他绑得很熟练，绳子在铁架子上绕出一个个紧实的结。

    广场上已经有人等着了。

    几个街道办的干事帮着支起木杆，幕布在傍晚的风里微微鼓动。

    天黑透之后，胶片开始转动，光束切开夜色，投在微微发颤的白布上。

    人群的影子在幕布下方晃动，嗑瓜子的声音像细密的雨点。

    散场时已经快十点了。

    主任塞过来一个信封，又往他怀里放了个网兜。

    信封里是五块钱，网兜里装着些炒花生和硬糖，底下压着两张小小的票证。

    他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开始收拾机器。

    胶片盒在手里还留着放映机的余温。

    回到四合院时，屋里的灯光从门缝底下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