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谷雨前五天。

    长白山的春天终于站稳了脚跟。榛子林的叶片从米粒大长到铜钱大，毛茸茸的，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泽。荒山沟的沙棘枝条挂满细碎的黄绿色小花，紫穗槐的花穗紫莹莹的，风一过，簌簌地往沟底飘。山丁子苗蹿到半人多高，枝杈间那几颗绿豆大的花苞已经鼓成花生米大小，憋着劲儿要开。

    刘三柱蹲在沟东头，把那棵苗子看了又看。

    “姐，”他没回头，“这苗子要开花了。”

    三嫂刘翠花蹲在他旁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啥色儿的？”

    刘三柱凑近了瞅了瞅。

    “白的。”

    “山丁子花就是白的。”三嫂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你姥爷家后院那棵，开起来满树白，跟下雪似的。”

    她顿了顿。

    “你小时候爬树摘山丁子，从树上掉下来，把胳膊摔折了。俺背你去卫生院，你趴在俺背上哭了一路。”

    刘三柱低下头。他把那棵苗子底下的一片黄叶摘掉，搁进筐里。

    “姐，俺不记得了。”

    三嫂没说话。她站在沟边，望着那片渐渐绿起来的荒山沟。

    “你不记得，俺记着。”

    四月初，榛子林北角那片去年新补的苗圃出了事。

    王建国是头一个发现的。他每天清晨都要去榛子林转一圈，这是老蔫叔在世时立下的规矩——春看发芽，夏看虫害，秋看挂果，冬看雪压枝。那天他走到北角，蹲下身子，把一蓬被拱得乱七八糟的土扒拉开。苗子没了。不是一棵两棵，是一片。三十多棵榛子苗连根带土被拱出来，枝干折断，叶子啃得精光，狼藉一地。

    “振庄哥！振庄哥！”

    杨振庄正在合作社办公室看若菊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上说她通过了国家队选拔，七月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把信叠好，塞进内兜，站起来。

    王建国站在门口，脸不是颜色。

    “振庄哥，苗圃叫野猪拱了。”

    杨振庄赶到榛子林北角时，猎队的人已经到了。孙铁柱蹲在地上，把那棵被拱出来的榛子苗托在手心里，根须断了多半，叶子一片不剩，光秃秃的，像根烧火棍。

    “几棵？”杨振庄问。

    王建国把那本卷了边儿的笔记本翻开。“三十九棵。全是去年新补的优育品种。”

    杨振庄没说话。他蹲下身子，把那片被拱过的地仔细看了一遍。蹄印很深，后蹄印压前蹄印，踩得乱七八糟。边缘有几枚小一些的蹄印，浅浅的，歪歪扭扭跟在大的后头。

    “带崽的母猪。”他站起来，“少说二百斤，崽子四五头。”

    孙铁柱闷声闷气。“振庄哥，这畜生不是头一回来了。你瞅这些蹄印，新旧都有。去年冬天就来过，那会儿雪深，没祸害苗子，拱了些冻土里的草根。”

    杨振庄把那些蹄印又看了一遍。“盯上咱这片苗圃了。”他顿了顿，“不赶走，今春补的苗子全得让它祸害光。”

    王建国把笔记本合上。“振庄哥，猎队进山撵？”

    杨振庄没答。他看着那片狼藉的苗圃，看了很久。

    “不撵。等它再来。”

    刘三柱蹲在苗圃边，把那棵被拱出来的榛子苗捡起来，托在手心里。根须断了，叶子没了，可主干还是青的，掐开树皮，里头润润的，有水气。

    “振庄哥，”他没抬头，“这苗还能活不？”

    杨振庄蹲下身子，把那棵苗子接过来，看了很久。“能。”他把苗子递给刘三柱，“拿回去，栽翠花坊后头，浇透水。”

    刘三柱把那棵苗子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件易碎的宝贝。

    “……中。”

    消息在靠山屯传开了。

    李二虎头一个骑车从二道沟赶来，车后座绑着猎枪。“杨总把头，野猪祸害苗圃，俺们二道沟猎队出人！”

    孙铁柱蹲在合作社门口，闷声闷气。“猎队十七个人，全在这。振庄哥，你发话。”

    杨振庄站在合作社办公室窗前，把那根楸木鹰杆戳在地上。继业蹲在他旁边，把小脸枕在膝盖上。

    “爹，”他没抬头，“野猪啥时候再来？”

    杨振庄没答。他把鹰杆从地上拔起来，又戳进去。

    “……今晚。”

    继业把小脸从膝盖上抬起来。“你咋知道？”

    杨振庄看着窗外那片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野猪吃过一次，记着路。今儿个阴天，后半夜起风，它闻不着人味儿，准来。”

    继业把小脸绷紧。他把那根鹰杆从爹手里接过来，抱进怀里。“爹，俺跟你去。”

    杨振庄低下头，看着六岁的儿子。他把儿子棉袄领口的扣子系紧。

    “……中。”

    后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