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这个人，骨头硬。”宋伯谦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在桌沿上磕了磕菸灰，“他在平江府当了八年同知，骨头硬的人见过，但为了捞东家敢往薛季昌的刀口上撞的，你是头一个。”

    陆维楨没有接话。

    宋伯谦又装了一锅菸丝，点著，吸了一口。“刘广才这个人，我盯了他两年。贪，但不蠢。胆小，但更贪。常平仓的帐册，他知道是掉脑袋的东西，不敢放在衙门里，也不敢放在自己家里。他把帐册藏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什么地方？”

    “他小妾的娘家。”

    陆维楨的眉头动了一下。

    “那小妾姓孙，叫孙巧儿，临清本地人，娘家在城南胭脂巷。她爹是卖香粉的，铺子叫『孙记香粉』，开了十几年了。”宋伯谦吸了口烟，“刘广才隔三差五去孙记香粉，明面上是看老丈人，实际上是查帐。帐册就藏在孙记香粉后院的夹墙里。我亲眼看见他取出来过。”

    “你怎么看见的？”

    宋伯谦没回答，只是把菸袋叼在嘴里，烟雾从嘴角溢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把菸袋拿下来。

    “我自有办法。”他说，“但看见是一回事，拿出来是另一回事。那堵夹墙在孙巧儿她爹的臥房里，老头子七十多了，不出门，不待客，整天在屋里待著。帐册藏在夹墙里，夹墙的机关在床板底下。你得把老头子从屋里引出来，再把床板掀开，才能拿到。前后最多一炷香的工夫。”

    “老头子怎么才能出来？”

    “每天申时，老头子要吃药。药是孙巧儿煎的，亲自端进去。那是唯一的机会——他吃药的时候，门会开，孙巧儿会进去。但前后也就一盏茶的工夫。你进不去。”

    陆维楨沉默了一会儿。“孙巧儿这个人，能不能用？”

    宋伯谦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看著他。眼睛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孙巧儿，”他说，声音放慢了，“是被刘广才强纳的。”

    堂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后厨传来钱四下饺子的声音，锅盖碰著铁锅，叮噹响。

    “景和二十年，孙记香粉还不上税银。刘广才当时是临清税关的吏目，带著人上门催缴。数目不大，十五两。但老头子拿不出来。刘广才说，拿不出来也行，把女儿嫁给他做妾。那年孙巧儿十六岁。”

    宋伯谦把菸灰磕在鞋底上。

    “她嫁给刘广才五年了。刘广才待她不算差，吃穿不愁，但从不让她回娘家超过一个时辰。每次回孙记香粉，都有人跟著。她知道刘广才把帐册藏在夹墙里——有一次刘广才取帐册，没避她。”

    “她为什么不去告官？”

    “告过。”宋伯谦的声音很平，“景和二十二年，她偷偷跑到临清知府衙门，状告刘广才贪污官粮。状纸递上去第二天，刘广才就把她从知府衙门的班房里领回去了。回去之后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对外说是病了。从那以后，她就不告了，也不跑了。每天给刘广才煎药、做饭、暖床。刘广才逢人便说自己纳了个贤惠的妾，会伺候人。”

    陆维楨的手在桌沿上握紧了一下。

    “但我知道，”宋伯谦把菸袋收进袖子里，“她每年清明都去城外的普济寺上香。上了香不走，在寺里待到天黑才回。”

    “她在寺里做什么？”

    “不知道。普济寺的和尚嘴严，问不出来。”宋伯谦站起来，走到炭炉边，把水壶重新坐上，“陆先生，你今天来，问刘广才，问帐册，问我怎么拿到。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问你一句——你打算怎么拿？”

    陆维楨看著桌上那碗已经凉了的普洱茶。汤色浓黑，映著屋顶的天窗漏下来的一小片天光，像一面深不见底的镜子。

    “孙巧儿每年清明去普济寺。今天腊月三十，离清明还有三个多月。”

    “等不了那么久。”宋伯谦说，“冯有福在牢里，等不了三个多月。”

    “我知道。”陆维楨站起来，“所以我今天就去胭脂巷。”

    宋伯谦转过身。“今天是年三十。刘广才在孙记香粉吃年夜饭。你现在去，是往刀口上撞。”

    “他在更好。”

    “好在哪儿？”

    陆维楨把茶碗端起来，將凉透的茶一饮而尽。茶水涩得发紧，从舌根一直滑到喉咙。

    “刘广才在孙记香粉吃年夜饭，说明孙巧儿也在。我不用等清明，今天就能见到她。”

    宋伯谦看著他。看了一会儿，从袖子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一块腰牌，木头做的，上面烫著一个字：宋。

    “胭脂巷口有一家茶摊，老板姓康，是我的人。你拿著这块牌去找他，让他带你去孙记香粉后门。看完就回来，不要动手。今天年三十，闔城的人都在家里守岁，街上没有人。你一旦闹出动静，全临清城都能听见。”

    陆维楨把腰牌收进袖子里。

    “多谢。”

    他转身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