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的时候，小周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林惟民靠在座椅上，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那个石榴。

    石榴的表皮凉丝丝的，光滑得象绸缎，隔着一层衣服的布料，那点凉意还是透了过来沁进皮肤里。

    他闭上眼脑子里是张老太太躺在床上，嘴角往上扬的样子。

    窗外的田野在往后退，一片一片的越来越远。

    回到省城天已经快黑了。

    林惟民没有回办公室，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省委大院的宿舍楼下。

    他下了车手里还攥着那个石榴。

    他走进屋子在沙发上坐下。

    他把石榴放在茶几上，就那么看着它。

    石榴的红在灯光下更深了，象一团凝固的血，又象一颗沉默的心脏。

    他拿起手机给随州市委老刘发了一条消息：“老太太的事，多操心。

    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老刘很快回了：“林书记放心，我们盯着。”

    林惟民把手机放下，拿起那个石榴，在手里转了转。

    裂开的口子里，那些籽粒挤在一起，有的已经露出来了，红得发亮象一颗颗小小的宝石。

    他用指甲轻轻抠了一粒放进嘴里。

    甜，酸，涩，三种味道混在一起，在舌尖上慢慢散开，先是甜，然后是酸，最后是涩，涩得让人想皱眉，但又不舍得吐掉。

    他把石榴放回茶几上，靠在沙发靠垫里看着天花板。

    白色的天花板，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但他觉得那天花板上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动。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冷风灌进来，带着秋天特有的清冽，还有远处隐约的鞭炮声，不知道是谁家在办喜事。

    他看着那些飘落的叶子，看着路灯下空荡荡的院子站了很久。

    从临水镇回来的那个晚上之后，林惟民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一些。

    倒不是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而是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在这间屋子里多待一会儿，把那些积攒了四年多的东西好好理一理。

    桌上的文档堆得不象话，高的高低的低，有的摊开着，有的合著，有的夹着各种颜色的便签条，纸条上写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字。

    抽屉里的东西也乱得很，有批过的文档，有没批的文档，有别人写来的信，有自己随手记的纸条，还有几样说不上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小物件一枚掉了漆的党徽，一支写不出字的钢笔。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省城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

    雪是从凌晨开始下的，细细密密的，像筛子筛过的面粉，均匀地铺在省委大院的每一个角落。

    那棵银杏的枝干上积了薄薄一层，光秃秃的枝桠被雪压得微微往下弯，但并没有折断，韧劲还在。

    林惟民到办公室的时候比平时早了将近一个小时，走廊里的灯还没来得及全部打开，只有间隔几米一盏的壁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地板上，把那些刚刚拖过的水渍映出一片模糊的亮。

    他推开门进去，没有象往常一样先开灯，而是站在门口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那点光，把这间屋子看了一遍。

    办公桌还是那张办公桌，深褐色的漆面在微光里泛着幽幽的光。

    椅子还是那把椅子，靠背上的皮已经磨得发白了，坐垫也塌下去了一块，但坐上去还是舒服，那种被身体压出来的型状刚好贴合他的腰。

    书柜里的书还是那些书，有些翻得卷了边，有些连封套都没拆开，整齐地排列着，象一列列沉默的士兵。

    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从花盆边缘垂下来，几乎要碰到地板了，叶片密密匝匝的，在窗外透进来的雪光里泛着油亮亮的绿。

    他每天早上浇一点水，偶尔想起来的时候跟它说几句话。

    四年多过去了，它从蔫巴巴的几片叶子长成了满满一盆，藤蔓四处攀爬，象是要把整扇窗户都占领。

    他开了灯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拉开了最下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东西摞着东西，文档压着文档，有些纸页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带着岁月浸润过的痕迹。

    他一件一件往外拿，在桌上摊开象是一个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尘封已久的遗址。

    最先拿出来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写字，但摸上去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他拆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是张老太太给的那几个红布包，一个摞着一个，用橡皮筋箍着。

    他解开橡皮筋，把红布包一个一个打开，里面的麦子已经不象当初那么金黄了，颜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