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研究院召开年度总结会。

    往年的总结会是有套路的：先是院长工作报告，回顾全年承担的课题、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各种奖项；

    然后是表彰先进，披红戴花拍合影；

    最后是部署来年的任务，几点要求，几项重点，几句振奋人心的收尾。

    大家都习惯了，也都麻木了。

    那些数字和奖状打印在纸上，分发下去被带回家塞进抽屉，第二年再来一轮新的。

    但今年不同。

    林惟民走上台的时候，手里没有拿着厚厚的总结稿。

    他只是调了调话筒站了几秒钟，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有人下意识地翻开了笔记本准备记录，却发现无从下笔——他没有说“同志们，我代表院领导班子作年度工作报告”，也没有说“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他说的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不是什么大人物。

    他叫李建国，在西部一个叫石门沟村的小学教书，教了三十多年。

    石门沟村藏在山的褶皱里，从镇上开车进去要一个多小时，碰上雨季塌方，就得靠两条腿翻山。

    村里的小学只有几间平房，操场是夯土的，旗杆是自来水管焊的。

    李建国刚来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如今头发白了，腰也弯了。

    三十多年里，他把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送出大山。

    那些孩子有的考上了县里的初中，有的考上了市里的高中，有的走进了大学，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如今他们当中，有人做了工程师，在跨海大桥的工地上画图纸；

    有人做了医生，在县医院的手术台上救死扶伤；

    有人做了教师，站在另一间乡村教室的讲台上；

    还有人考上了公务员，回到了家乡的镇上工作。

    每年过年，这些学生回来，都要去看他。

    他们带着烟、带着酒、带着好茶，李建国一概不收。

    他说的话几十年没变过：“你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李建国有一个心愿。

    这个心愿他念叨了很多年，跟校长念叨过，跟村长念叨过，跟每一个回来看他的学生念叨过。

    他想在村里建一个图书馆。

    不是那种放几本旧书、摆两张桌子的图书角，是真正的、像模象样的、藏书几千册的图书馆。

    他说城里的孩子从小就有图书馆，想看什么书就有什么书。

    石门沟的孩子们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课外书。

    他们不知道恐龙长什么样，不知道大海是什么颜色，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写过诗、画过画、造过火箭。

    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知道，哪怕他们的脚暂时走不出大山，他们的眼睛可以先走出去。

    李建国攒了好几年的工资，又把能联系上的在外工作的学生们找了个遍，东拼西凑了一笔钱。

    但离建起一座图书馆，还差不少。

    他没有放弃，继续攒，继续凑。

    他说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图书馆会建起来。

    他今年五十七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他的眼神还是那么笃定，就象三十多年前他第一次站上讲台时一样。

    林惟民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

    是研究院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告诉他的。

    那个小伙子姓刘，三十出头，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平时话不多，干活很扎实。

    有一天他在茶水间碰见林惟民，尤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院长，我想跟您说个事。”

    他说了李建国老师的事。

    说的时候，眼睛红了好几次。

    因为李建国就是他的小学老师。

    他就是从石门沟村走出来的。

    他当年上学的时候，李建国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买过书包，买过字典，买过一双球鞋。

    那双球鞋他穿了好几年，鞋底磨穿了才舍得扔。

    他说如果没有李老师，他现在大概还在村里种地，或者在外面的工地上搬砖。

    他走出来了，可李老师还在那里。

    李老师的图书馆还没建成。

    林惟民听了这个故事，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他坐在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有两棵银杏树，叶子落了一地。

    他看着那些金黄的叶子，想了很多事。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刚参加工作，在基层调研，住在老乡家里，睡土炕，喝井水，听老乡讲日子的难处。

    那时候他觉得，只要好好干，总有一天这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