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科学家在说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忽然放慢了脚步。

    他之前一直在健步如飞，边走边用木棍在空中比划着名什么，象是在黑板上画图。

    但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慢了下来，最后干脆停下了脚步，站在湖边的堤岸上。

    他用木棍指着湖边一棵歪着长进水面的大柳树。

    那棵树和湖边的其他柳树都不一样。

    别的柳树都规规矩矩地往上长，树干笔直，树冠圆润，枝条均匀地四散开来。

    只有这棵树，不知道什么时候遭受了什么变故——也许是被雷劈过，也许是被风刮歪过，也许是在它很小的时候被人推了一把。

    树干从离地两尺的地方就开始往水面倾斜，越往上越歪，最后整棵树几乎是躺在水面上的。

    但它的根系抓得很深，深到足以支撑起整棵树的重心，让它不至于彻底倒进水里。

    它的枝条大部分垂进了水面，象是把自己的头发浸在水里洗濯；

    只有少部分枝条顽强地朝天伸着，象是在证明自己虽然歪了但还是一棵向上生长的树。

    老科学家用木棍指着那棵树，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林惟民，而是看着那棵树，象是在对树说话，又象是在通过树看另一个更远的东西。

    “基础研究就象这棵树。

    别的大部分树都往天上长，只有这棵树往水里长。

    它不长高，它扎深；

    它不抢阳光，它探水脉；

    它不跟别人比谁先看见太阳，它比谁先摸到地下的河流。”

    他的声音变得很轻，象是在念一首诗。

    “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比如地下的水；

    有些东西是够不着的，比如太远的光。

    但水在流，光在走，树在长。

    只要它还在长，它就在证明水流的方向，就在标记光的来处。”

    林惟民站在那棵歪柳树旁边，顺着它伸进水面的枝条看了一会儿。

    那些浸在水里的柳枝随着水波轻轻摆动，和水下的倒影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枝是真的、哪枝是倒影。

    他忽然想到了很多事。

    想到了那天在办公室里看到的那份报告，想到了那些在地下室里做实验的年轻人，想到了那位副教授说的“能动就能往前走”，想到了自己在那个傍晚写下的话。

    “快有快的用处，慢有慢的道理。”

    然后他说了一句。

    语气不是汇报工作的语气，不是向上级请示的语气，不是代表谁在发表看法的语气。

    就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一个比自己更有智慧的长者时，最朴素、最真实的发问。

    “我们怎么才能让更多这样的树长出来？

    怎么才能让那些往水里长的树不被那些往天上长的树挡住？

    怎么才能让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知道他们的摸索是值得的？

    怎么才能让那些在孤独中坚持的人感觉到他们不孤单？”

    这四个“怎么才能”，他是一口气说完的，象是在心里憋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问出来的对象。

    他不是一个容易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困惑的人。

    但在这个老科学家面前，他可以。

    因为这个人不需要他戴任何面具，不需要他扮演任何角色，不需要他摆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

    老科学家沉默了一会儿。

    不是没话说的沉默，而是在认真地、郑重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沉默。

    他活了快八十年，做了一辈子科学研究，他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重、有多难、有多值得被认真对待。

    木棍的尖端抵在地上，轻轻地碾着一片枯黄的柳叶，把叶子碾成了几片更小的碎片，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很慢，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反复的掂量。

    “给他们光，给他们时间，给他们信任。”

    他说，“不是舞台上的光，是书桌上的台灯。

    不是倒计时的钟表，是慢慢流淌的日历。

    不是挂在墙上的奖状，是关上门之后不会被敲开的安静。”

    他停了一下，象是在确认每一个短句都已经被林惟民接住，然后继续说。

    “光、时间、信任，三样东西，缺一不可。

    光是指引——没有光，人在黑暗里摸索，摸久了就会怀疑自己走的方向对不对，就会停下来，就会放弃。

    时间是指引的延续——没有时间，光再亮也没有用，因为还没走到，天就黑了。

    信任是底气和根脉——没有信任，人就象浮在水面上的萍，风往哪吹就往哪飘，没有扎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