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厨房的小窗透进来，落在他侧脸上。他的衬衫袖口还沾着一滴水，领口有一根极细的线头露出来。她伸出手，把那根线头捻掉。

    “你紧张的时候会摸领口。”她说，“从大学就这样。”

    沈砚舟低头看她。他的手还拿着擦碗布，但目光很深。

    “你妈刚才说，下次来带上旧大衣。”

    “嗯。”

    “微言。”

    “嗯？”

    “下个星期天，我还能来吗？”

    林微言没有回答。她踮起脚，在他嘴角飞快地碰了一下，然后转身往外走。走到厨房门口，她停下来，头也没回。

    “带上大衣。我妈说了要补。”

    沈砚舟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擦碗布，嘴角慢慢弯了一下。

    那天晚上，林微言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很短——

    “今天，我妈笑了两次。一次是看到那本《说文解字》，一次是骂我爸连门都没上过。”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塞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里有一枚旧袖扣，银质的，刻着一个“砚”字。那是她从沈砚舟五年前遗落的衬衫上取下来的，一直留着，从北京带到镇江，从旧公寓带到书脊巷。

    她关上抽屉，关了灯。窗外，书脊巷的石板路上亮着几盏昏黄的路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几道细细的光纹，像星子落在旧书脊上，碎碎的，却一直在。

    一个星期过得比预想中快。

    林微言的工作室里堆着三本待修的古籍，一本是镇江博物馆送来的明代刻本《梦溪笔谈》，一本是私人藏家委托的清代家谱，还有一本是陈叔从旧书店角落里翻出来的民国画册，封面都没了，内页还缺了好几页。她每天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八点，手里的镊子和毛笔几乎没停过。忙起来好，忙起来就不用想太多。可每天晚上收工前，她总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手机。沈砚舟的消息不长，有时是“今天降温，多穿点”，有时是“在镇江中院开庭，中午路过书脊巷，看到陈叔在门口晒书”，有时只是一张照片——某个旧书摊上摆着一本与她正在修复的版本相同的古籍，配一句“品相还行，要不要”。

    她每次都回得很短。“知道了”“嗯”“不用”，最多加一个句号。但回完之后，她会把那几条消息往上翻一翻，像翻一本旧书，一页一页的，没什么要紧内容，但翻着翻着，嘴角就翘了。

    星期六下午，林母打来电话。

    “明天让他来。”

    “妈——”

    “带上那件旧大衣。”林母的语气依旧硬邦邦的，但电话那头传来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林微言听出来了。母亲在踩缝纫机。母亲只有在做要紧活儿的时候才踩缝纫机。那台老蝴蝶牌缝纫机是林微言外婆留下的，机身上的漆磨得只剩最后一层，但母亲把它保养得极好，每年上一次油，针脚走得又密又匀。林微言小时候的裙子、书包、被套，都是从那台缝纫机底下出来的。

    “妈，你在做什么？”

    “补衣裳。”林母顿了顿，“你那件蓝布褂子袖口磨了，我给你换个边。”

    林微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那件蓝布褂子，袖口确实起了毛边。她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哦”。

    挂了电话，她给沈砚舟发了消息：“明天中午，带上大衣。”

    回复还是一个字：“好。”

    星期天，林微言起得比平时晚了一些。她洗漱完走到客厅，发现母亲已经出门了。餐桌上留着一张纸条，字迹潦草——“去菜场，买了排骨，中午炖汤。你把屋子收拾一下。”

    林微言把纸条折好，环顾四周。屋子其实已经很干净了，但母亲说的“收拾”从来不只是收拾。她把茶几上的旧报纸摞齐，把沙发靠垫拍松，又去阳台上把晾着的几件衣服收了。母亲那件深灰色的开衫已经干了，她叠好放在母亲卧室的床头。

    十一点多，有人敲门。比约定的十二点早了半个多小时。林微言去开门，沈砚舟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纸袋，另一只手里拎着那件灰色旧大衣。大衣叠得整整齐齐，外面套着防尘袋，像刚从干洗店取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洗的？”

    “昨天。”沈砚舟把大衣递给她，“你说要补，我总不能拿件脏衣服来。”

    林微言把大衣接过来，翻开领子看了看。领口的磨损比她记忆中更严重了，磨白的地方几乎透光，袖口也有几道开线。但大衣的面料本身是好的，深灰色的羊毛混纺，摸上去还带着干洗后的微潮。

    “我妈去菜场了，一会儿就回来。”林微言侧身让他进来，“你先坐。”

    沈砚舟换了鞋，走到客厅里坐下。他的目光扫过这间不大的屋子——老式的水曲柳地板，打磨过但没上漆，脚踩上去有一种温润的哑光。靠墙摆着一排书架，书架上挤满了书，不全是古籍，也有小说和画册。书架最上面一层放着一只青瓷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