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会议，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讨论种族问题。

    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传到帕萨迪纳。

    摩尔根因为对染色体在遗传中作用的研究而获奖。

    他当时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说冬天太冷了，瑞典太远了，能不能把颁奖典礼挪到夏天再去。

    这也许是真的怕冷，也许是这位老先生对奖项本身确实不太在意，也许是他心里一直觉得自己的基因定位理论还没有被物理证据完全证实，只是数学上的推测。

    无论如何，他一开始拒绝了行程。

    直到后来，新的细胞学技术出现，直接用物理手段证实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线性排列与他的连锁图谱一致，摩尔根才欣然动身。

    诺贝尔奖委员会真的把颁奖安排在了夏天，他穿着一套有点皱的白西装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台上，讲的仍然是他那些果蝇。

    接下来的岁月是一系列漫长的告别。他在德国的几位挚友先后去世，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音讯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在战后健康急剧恶化，没能活到下一次学术会议重开的那一天。

    哥伦比亚大学那位一直默默支持他、替他挡掉无数行政干扰的系主任威尔逊也去世了。

    他的二弟子布里奇斯在壮年因梅毒去世。

    风流一生的他最终没有留下家庭，但他的实验记录和论文至今仍然是遗传学经典文献的一部分。

    三弟子，那位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缪勒在三十年代毅然前往苏联，希望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推动遗传学研究。

    但很快李森科主义开始在苏联抬头，孟德尔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他遭到了全面打压，实验室被关闭，论文被禁发，最终不得不逃离苏联。

    他试图在欧洲找到一张安静的实验台，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一个曾经的苏联叛逃者和美国共产党员。

    这位曾经在果蝇瓶子上写下最重要原始数据的天才科学家，晚年辗转于多个国家之间，最终在孤独中离世。

    1945年，摩尔根在帕萨迪纳去世。

    他养的最后一批果蝇还在实验室的恒温箱里嗡嗡地飞，几位年轻的博士后默不作声地继续观察它们。

    他的葬礼很简单，没有国葬的规格，没有成排的政要，只有几十个曾经和他一起做过实验的学生和同事。】

    一个老佃户摘下草帽，半晌才开口：“一辈子和果蝇打交道，捧回诺贝尔奖的时候说瑞典太远天太冷，最后葬礼上只有几十个学生。”

    他顿了顿，像是在掂量自己说的每一个字，“这老头，活得真够明白的。”

    旁边一个佃户跟着点头，目光还落在天幕消失的方向，声音放低了些：

    “他那些弟子，死的死，跑的跑。那个信共产主义的，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他摇摇头，“可摩尔根和他的弟子那时是多么辉煌啊”

    一个注定被钉在生物学史上的传奇果蝇，背后不是巧合与奇迹，而是另一个传奇，他叫摩尔根。

    当摩尔根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你能看到他的研究，开放，善良，专注，一切科学家宝贵的精神都集中在他身上。

    这个奇怪的老头，有着不同寻常的偏执，同样有着超乎常人的精神，无法以言语概括。

    在摩尔根的晚年，他又从遗传学转向最开始的海洋生物学，而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这并非煽情，而是年迈的摩尔根仍旧保持年轻时的科研热情，仿佛永不褪去的潮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只能是——精神抖擞。

    (作者写得也是精神抖擞，这期和孟德尔是同个up主，链接应该发不出来)

    第74章 我需要立马抖擞精神【1866年，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颇有来头的家族。

    对的是肯塔基州，不是你们喜欢的kfc老爷爷。但其实肯德基和肯塔基其实是同一个单词，我看这kfc也够忘本的。

    他的叔叔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著名将领，曾率领骑兵深入北方腹地，至今仍是肯塔基本地传说里反复被提起的人物。

    他的母亲也出身名门，家族在南方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用今天的话说，这个男孩是一个纯正的“南方红脖子”，血液里流淌著叛逆和骄傲。

    但摩尔根的童年并没有被家族的光环压垮。

    他喜欢在乡间野地里奔跑，收集各种小石头和虫子的尸体，把家里的窗台摆成一座小型自然博物馆。

    这种对自然界的散漫兴趣，在他进入肯塔基州立学院，今天的肯塔基大学，之后，被一套极其严苛的管理制度纳入了正轨。

    这所学校当时奉行近乎军事化的校规，几点起床几点熄灯精确到分钟，学生在走廊里走路都被要求保持队形。

    很多学生被管得怨气冲天，摩尔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