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在这里养成了他一生最显著的品格：一种刀枪不入的乐观。

    他觉得规矩就是规矩，遵守就好，省下来的精力全被他用来泡实验室和野外考察站了。

    他在学校里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摩尔根后来回忆，正是这几位老师让他明白，知识不是靠夸夸其谈堆出来的，而是一刀一剪、一镜一尺地磨出来的。

    这所学院当时是整个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标杆，生物系规模不大，摩尔根是仅有的两位生物学教师之一。

    他一个人扛起了好几门课的教学任务，从细胞学到胚胎学到基础解剖学，学生们的课表上只要有“生物”两个字，基本上都是他在讲。

    他讲课不枯燥，学生很喜欢他。

    正是在布林莫尔的这段教学岁月里，摩尔根创建了他最初的学术人脉网路。

    他和系里的另一位生物教师成了好友，又通过对方结识了一批在欧洲留学的美国青年学者。

    这些人后来有的在德国做胚胎发育研究，有的在英国搞海洋生物分类，有的在法国研究寄生虫。

    摩尔根和他们保持了多年的通信，每年暑假都会去欧洲待一段时间，站在那不勒斯海洋站的实验台前，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生物学家讨论进化、遗传和胚胎学问题。】

    “摩尔根？”一个佃户把歪著头回忆了一下，“这又是谁啊？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生物学家。”

    旁边几个人凑过来，有人摸著下巴，有人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天幕之前讲过孟德尔，讲过达尔文”另一个佃户接话道，“这个摩尔根跟那两位，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找出你最熟悉的三个生物学家的话，达尔文和孟德尔毫无疑问的会出现在名单上，而第三个相信很多人会是摩尔根。

    有诗云：“我劝果蝇重抖擞，不拘一格传后代。”

    在当时的摩尔根是一个新来的后生仔，在欧洲的学术界看来，你个阿美莉卡的小资历也来班门弄斧。

    因为摩尔根当时是既不信达尔文那套，当时的小资历普遍认为没有严谨实验证明，达尔文你太老了，回去吧。

    小资历比较喜欢孟德尔这套，诶，摩尔根也不喜欢，天天捣鼓数学那套，不还是考猜吗？证据呢？

    虽说摩尔根后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回旋镖队长，但摩尔根主打一个叛逆，天天和孟德尔派互怼。

    但不可否认的，摩尔根是美国崛起的一代，美国偷窃欧洲国运了属于是。

    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的生物学家，比巴甫洛夫更加纯粹的核心生物学。

    在当时生理学和医学来看，生物还是略显小众，你生物学什么资历啊，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生物学开始猛猛发力，直到大家耳熟能详的“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你摩尔根叔叔一个雷霆果蝇打开了现代遗传学的全新世界。

    此时的孟德尔正坐在修道院的花园里，面前摆着一只粗陶碗，里面满满一碗煮好的豌豆。

    他手里的勺子悬在半空中，目光落在天幕上那行“1866年”的字样上，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1866年，好熟悉的年份。他脑子里忽然有个念头正在缓缓浮上来。

    他想起来了，1866年，天幕说他的那篇关于豌豆杂交实验的论文发表的时间。

    他低头看了一眼碗里那些圆滚滚的豆子，沉默了片刻，又舀起一勺送进嘴里，慢慢地嚼著。

    摩尔根：黑转粉了家人们。

    达尔文蹲在书房的地板上，手里正轻轻按住一只虎斑猫的后背，他在研究自己的进化理论。

    看到天幕后他把草茎放下，达尔文的手指在猫的耳后停留片刻，然后低声自语：“看来在天幕又有一位大佬级别的生物学家要登台了。”

    摩尔根：其实我也黑达尔文，家人们。

    【离开布林莫尔之后，摩尔根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结婚，对象是他从前在女子学院教过的一名研究生，后来成为他科研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第二个决定是转去哥伦比亚大学，全身心投入遗传学研究。

    当时的遗传学界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

    一边是信奉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博物学家，喜欢在野外观察昆虫和鸟类，用肉眼和标本做推论；

    另一边是信奉孟德尔定律的数学派，用统计数字证明性状的分离和组合。

    摩尔根对两边都不完全满意，他觉得博物派太粗疏，缺乏精确的、可重复的实验验证；

    数学派又太抽象，沉溺于公式和概率，却对活生生的细胞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感兴趣。

    他更倾向于实验派，这一派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突变”，认为新物种的形成不是靠缓慢积累有利变异，而是靠某种突然跳跃式的变化。

    这个学说的主要旗手是荷兰人德弗里斯，摩尔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