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望来吕州的时候，是腊月初三。高小凤提前两天就把客房收拾出来了，床单被罩全换了新的，窗户开着通风，床头柜上摆了一瓶花，是院子里摘的月季。高育良说他就住一晚，你收拾那么仔细干什么。高小凤说万一想多住呢，有地方总比没地方强。高育良没再说什么。

    火车是下午到的。高小凤去车站接的，回来的时候，石头正趴在茶几上写作业。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高小凤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瘦高个，戴着眼镜，穿着深蓝色的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石头没见过他，有点怯，往高育良身边靠了靠。

    高小凤说：“石头，叫哥哥。”

    石头没叫，躲在高育良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祁望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过去。“给你。北京的巧克力，可甜了。”石头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剥开，咬了一口，眼睛亮了。“甜！”他说，“哥哥好。”祁望笑了。“好。”

    高育良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幕。祁望站起来，走到他面前，鞠了一躬。“高爷爷好。”高育良点点头。“坐吧。”

    祁望在对面坐下，腰板挺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高育良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祁同伟第一次来家里，也是这样坐着，腰板挺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眼里有光，心里有火。现在他儿子也这么坐着，腰板挺直，手放膝盖。但眼里不是光，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但觉得比光还亮。

    “在北京做律师？”高育良问。祁望说：“是。在一家小所，刚进去半年。”高育良说：“累不累？”祁望说：“累。但充实。每天都有新案子，每天都要学新东西。”高育良说：“好。年轻人，累点好。不累，就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吃饭的时候，石头坐在祁望旁边，一会儿给他夹菜，一会儿问他北京的事。祁望说北京很大，天安门很大，故宫很大，长城很长。石头说比吕州大吗？祁望说比一百个吕州还大。石头说那我去北京找你玩。祁望说好，等你放假了，哥哥带你去。石头高兴了，又给他夹了一块肉。

    高小凤看着这一幕，眼眶红了。她没说话，低头吃饭。高育良看见了，没说什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吃完饭，石头拉着祁望去院子里看他的辣椒。冬天了，辣椒早枯了，只剩一根光秃秃的杆子。石头说这是辣椒，我种的，夏天的时候结了好多，红的绿的，可好看了。祁望说那你现在种什么？石头说什么都不种，冬天太冷，种不了。祁望说那你等春天再种。石头说春天还有好久。祁望说不久，一眨眼就到了。石头说一眨眼是多快？祁望眨了眨眼。这么快。石头也眨了眨眼，没到。祁望笑了。你得多眨几下。石头又眨了几下，还是没到。祁望说那你就慢慢等，等到了，我来看。石头说好。

    晚上，石头睡着了。高育良坐在客厅里，祁望坐在对面。高小凤在厨房收拾碗筷，故意磨蹭着不出来。她知道他们有话要说。

    祁望先开口了。“高爷爷，我见过侯叔叔了。”

    高育良说：“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祁望说：“他跟您说了什么？”

    高育良说：“说你想去检察院，政审没过。”

    祁望低下头。“是。我查了。我爸的事，我妈的事，都在档案里。政审过不了。”

    高育良说：“那你恨吗？”

    祁望抬起头。“不恨。恨谁？恨我爸？他走错了路，但他是我爸。恨我妈？她犯了法，但她生了我。恨这个世界？世界没欠我什么。”他看着高育良，“侯叔叔跟我说，当不了检察官，就当律师。都能帮人。我觉得他说得对。”

    高育良说：“那你帮到人了吗？”

    祁望说：“帮到了。上个月，我帮一个农民工讨薪，跑了六趟法院，最后要回来了。两万多块钱，不多，但那是他儿子一年的学费。他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法律卫士，正义使者’。”他笑了，“其实没那么厉害。就是该做的事。”

    高育良看着他。“你爸年轻时候，也帮过人。他在基层派出所的时候，帮一个老太太找回了被偷的牛。老太太给他送了一筐鸡蛋，他没要。后来跟我说，老师，帮人的感觉真好。那时候他眼里有光。”

    祁望说：“后来呢？”

    高育良说：“后来光灭了。他走错了路，越走越远，回不了头了。”

    祁望沉默了很久。“高爷爷，我会走错路吗？”

    高育良说：“不会。你知道你爸走错了，就不会走他的路。怕的是不知道，知道的人，不会走。”

    那天晚上，祁望睡在客房。高小凤给他铺好了床，被子是新的，晒过，有太阳的味道。祁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高育良说的话——“你知道你爸走错了，就不会走他的路。”他爸走错了路，他妈也走错了路。他不能走。他得走自己的路。当不了检察官，就当律师。都能帮人。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祁望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