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的动作比林远预想的快。三月中旬，省招商局组织了一次赴深圳的经贸考察活动，常凯以开发区副主任的身份带队，名单上包括了刘永强、郑国栋，唯独没有孙建国和宋致远。林远看到名单时，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常凯在拉队伍，拉的是那些有扩张需求、对土地和政策敏感的企业家，而孙建国和宋致远这种技术出身、认死理的人，暂时被他划到了“难搞”的那一列。

    

    刘永强出发前给林远打了个电话，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安。“林处长，常主任让我去深圳，我不好不去。”林远说你去，深圳那边的企业你也见见，对你没坏处。刘永强问那回来以后三期的报批……林远说该走的程序还是走，谁带队都一样。刘永强似乎想再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用一个“好”字结束了通话。林远放下手机，在办公室里独坐了许久。

    

    考察团在深圳待了三天。常凯带刘永强和郑国栋参观了当地几家新能源企业，还安排了一场与深圳投资商的对接会。刘永强回来后告诉林远，常凯在会上替开发区签了两个意向协议，一个是储能项目，一个是电池回收项目，都跟他三期的产业配套有关。“常主任说这两个项目落地了，我的三期就能跟省里争取更大的政策倾斜。”刘永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林处长，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林远说好事。刘永强说可这两个项目没经过局里评审。林远说常主任带队签的，他自己会走程序。刘永强没再问，但他走的时候脚步比平时重，鞋底在地板上拖出了声音。

    

    高育良在电话里听完林远的叙述，缓缓说了句常凯这是在截胡。林远说我知道，他把刘永强拉过去了。高育良说你急什么？刘永强又不是你儿子。林远噎了一下，说我不是急，我是觉得这个人做事不地道，把手伸到别人的盘子里。高育良说开发区不是你的盘子，是国家的盘子，谁端都一样。林远说可他不懂招商，他以前在省里搞的是党务，来开发区镀金的。高育良说镀金也好，实干也好，只要他不把项目搞黄，你就不用管他。林远沉默了片刻，说万一他把项目搞黄了呢？高育良说那他就走人了。你能等，他等不了。林远“嗯”了一声，电话那头变得极安静，过了好久，他才说高爷爷，孙建国那边没理他。高育良说孙建国这个人你不用担心，他认的是办事的人，不是官帽子。宋致远也一样。你把这两个人稳住，你的基本盘就在。林远的声音多了一点点底气，说我知道了。

    

    开发区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常凯坐在孟庆国右边，林远坐在左边第三个位置，中间隔着一个空位和另一名副主任。常凯发言时着重讲了深圳考察的成果，两个意向协议被他包装成了“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重大突破”，在林远听来每个字都在往自己的软肋上钉钉子。林远没有当场反驳，轮到招商局汇报时，他只念了数据：签约项目几个、落地几个、开工几个、投产几个——数字稳稳当当，没有水分，也不需要水分。常凯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林远的余光扫过那一小片潦草的笔迹，什么也没认出来。

    

    散会后，孙建国在停车场堵住了林远。他摇下车窗问林远那个常主任是什么来路，听说要把招商和规划全揽过去。林远说他是省里派下来的，分工的事领导定。孙建国说那我以后的项目报批找谁？林远说找谁都一样，该走的程序不会变。孙建国看了他一眼，说别人走程序我信不过。林远没接话，被他那一眼里明晃晃的立场烫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天说了一声变天了，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汽车的尾灯红了一瞬，他驶出停车场，从后视镜里看见孙建国的车还停在原地，双闪灯一跳一跳的，像某种欲言又止的信号。

    

    宋致远对此事的反应最为平淡，甚至可以说是冷漠。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只要不卡我的电，谁管招商都一样。林远说你倒是想得开。宋致远说我想不开的事多了，但不在这上面费劲。说完就挂了。林远放下电话，觉得宋致远这种态度是对的，又觉得哪里不太对。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裹住了，说不上是被抛弃了，也谈不上被孤立，但原来的那种顺畅感确实已经不在了。他站在窗前，手掌按着冰凉的玻璃，掌心很快捂出一片雾。雾气散了又凝，凝了又散。

    

    石头的手腕好了，拆了绷带。写字还有点疼，但他忍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李浩然说你不用写，我帮你记笔记。石头说你记的我看不懂。李浩然说你这人真不识好歹。石头没接话，继续写。他写的字比之前歪了一点，但能认出来。

    

    班主任林老师找他谈话，问他以后想考什么大学。石头说没想好。林老师说你的成绩，冲一冲能上省内的重点，再努力一点也可以试试省外的。石头说我想考北京。林老师说北京好学校多，你定个目标。石头没说目标，但他心里有了一个名字，一所北京的大学，他没跟任何人说。他把这个名字写在课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又划掉了，后来又写了一遍，这次没有划掉。那两个字底下，他画了一条横线，横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