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到吕州那天，林远在车站接他。林远瘦了，眼窝比上次见时深了一些，头发也长了，鬓角盖住了耳朵。高育良看了他一眼，说你没休息好。林远说最近事多。高育良说常凯的事？林远说也不全是，开发区要搞年中考核，一堆材料要准备。高育良没再问，坐进车里。

    

    车开到省人民医院，季昌明住在心内科的单人病房。高育良推开门的瞬间，看见季昌明靠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扎着留置针，比上次在电话里听起来更瘦了。季昌明看见他，眼睛亮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发出一句沙哑的话——你来了。高育良在他床边坐下，林远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退到走廊里等着。

    

    季昌明说你不该来，跑这么远，身体受得了吗？高育良说受不了也得来，你都快死了，不来不像话。季昌明笑了，笑到一半被咳嗽打断，身子伏了下去，林远从走廊冲进来按了呼叫铃。护士进来给他顺了顺气，调高了氧气流量。季昌明摆摆手示意没事，林远犹豫了一下又退了出去，护士也走了。

    

    咳嗽止住后，季昌明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他看着高育良，声音细得像风吹过窗缝，说老高我这次可能真过不去了。高育良说医生怎么说？季昌明说医生的话我不全信。高育良说那信谁的？季昌明说信命。

    

    两个人沉默了。窗外是吕州的初夏，梧桐树绿得发亮，一辆救护车鸣着笛从楼下开过，声音尖锐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最后只剩下鸟叫和走廊里护士推车经过的轮子声。

    

    沉默了好一阵，季昌明偏过脸来，换了个话题——你们开发区的常凯，你认识吗？高育良说不认识，知道这个人。季昌明说他爸跟我共事过，省商业厅的常厅长，退了十几年了。高育良说他在省里的关系，你清楚吗？季昌明说不清楚，但他能去开发区，不简单。高育良说他在动林远。季昌明说我知道，林远来看过我，跟我说过。高育良说你怎么看的？季昌明说林远这个人，能干，但不会来事。你在背后帮他出主意，他才能稳。我不在了，你要是也不在了，他得靠自己。高育良没接话。

    

    季昌明又咳了一阵，护士进来换了药袋。等他缓过来，高育良拍了拍他的手背，说好好养着，我先走了。季昌明点了点头。高育良走到门口，季昌明在背后叫住他，说老高，你那个孙子，石头，好好学习。高育良说你怎么知道我孙子？季昌明说林远说的。高育良站在门框里待了会儿，没有回头，踩着走廊里的日光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病房。林远跟在后面，两个人走进电梯，金属门合上，隔开了病房里心电监护的滴声。

    

    下午，高育良去了季昌明提到的那个地方。不是去看风景，是去找一个人。商业厅的家属院在吕州老城区，红砖楼，墙皮剥落，爬山虎爬满了半面墙。高育良站在楼下，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住在同一栋楼，他知道。老周下楼来接他，看见高育良愣了一下，说老领导您怎么来了？高育良说我来看看你，也顺便打听一个人。老周问谁，高育良说常凯的父亲常厅长。老周引他上了三楼，把客厅窗帘拉开，阳光猛地涌进来的那个瞬间他开口说：常厅长去年走了。高育良问走的什么时候，老周说去年三月，肺癌，查出到走不到三个月。他家老大在省里，老二在银行，老三就是这个常凯，最小的，最得宠，也最能折腾。高育良说他在开发区折腾得厉害。老周说上面有人替他说话，挡不住。高育良问谁替他说话，老周接了杯水放在他面前说省里的一位副秘书长，姓崔，是他爸的老部下。高育良把这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两遍——崔副秘书长，崔卫国。他从老周家出来时，夕阳斜照着红砖楼的山墙，爬山虎的叶子被镀了一层金色，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才往小区门口走。

    

    晚上，高育良约林远在老城区一家茶馆见面。不大的门面，临街开着窗。林远来时高育良已经坐了一会儿。高育良把他打听来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林远——常凯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靠山是省里的崔副秘书长。林远说他这个靠山硬不硬？高育良说硬，但不一定替他扛事。林远说这话什么意思？高育良说他的位置是崔副秘书长帮他弄的，但出了事崔副秘书长不一定保他。

    

    高育良又补了一句常凯比你急，他的试用期一年，一年内出不了成绩就走人。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不急。他耗不起，你耗得起。

    

    林远说刘永强三期的地，他压着不办，怎么算耗？高育良说他压着你你就报，报到他压不住为止。省里的指标不是他一个人定的，你报上去，省里不批，是他的责任。你不报，省里不批，是你的责任。林远把茶壶端起来斟满高育良的杯子——这个道理他懂，但一直缺一点推动自己这么做的动力，或许就是缺今晚这句直接点破的话。

    

    石头在学校收到了祁念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卡通贴纸，里面的信纸折成飞机的形状。祁念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