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写了什么。每一个字她都记得。最后一行是“他明天回来了。我们去领证。这次真的去了。”她看着天花板，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把它从脑子里删掉了。不是真的删掉了，是把它放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她够不着的地方，一个她不用每天看见的地方。

    她闭上眼睛。窗外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了。她等着下一道弧线，等了一会儿，没来。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从天花板一直裂到踢脚线。她的手指沿着裂缝划了一遍，划到分叉的地方，停了。左还是右？她不知道。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手指碰到那枚戒指，凉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到了广城了。在去公司的路上。晚上要开会，不知道开到几点。”

    她看着这条消息，没有回。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另一边。另一边是窗户，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光，橘红色的，像一块烧红的铁。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她又拿起来看。

    “许兮若，你在干嘛？”

    她想了想，回了一条。“在睡觉。”

    “你生气了吗？”

    她看着这个问题，看了很久。生气了吗？她不知道。她好像已经不生气了，不是原谅了，不是理解了，是累了。累到没有力气生气了。生气是需要力气的，像跑步，像爬山，像在那拉村的泥路上走。她走了太久了，走不动了。

    “没有。”她回。“你去忙吧。”

    “你早点睡。别等我消息了。”

    “好。”

    她把手机关了，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她把那枚戒指摘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花心里的两个字——“念归”——在黑暗中看不清了，但她知道它们在那儿，刻在木头里，刻在她心里。

    她把戒指放在床头柜上，放在泥人旁边。泥人还是那个样子，头大身子小，胳膊一长一短，站在那里，稳稳的。她摸了摸泥人的头，凉凉的，糙糙的，像那拉村的土墙。

    她躺下来，闭上眼睛。窗外的车声一阵一阵的，像海浪，来了又退，退了又来。她在这声音里，慢慢地，沉了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高槿之在广城和花都之间来回奔波。合同谈了三轮，每一轮都有新的问题，新的分歧，新的条款。合作方的老板是个精细人，每个字都要抠，每句话都要改，改完了不满意，推翻重来，重来了又不满意，再推翻，再重来。像那拉村的槐花，落了一层，扫了一层，又落了一层，怎么扫也扫不完。

    许兮若每天给他发消息，但不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她发的是“今天吃了什么”“外面热不热”“早点睡”。像两个普通人，在过普通的日子。普通的日子里没有“快了”，没有“马上”，没有“这次一定”。普通的日子里只有一日三餐，只有早安晚安，只有柴米油盐。

    她把那封信从包里拿出来了，放在抽屉里。不是不想带了，是不想每天看见了。信纸已经皱了，边角起了毛，蓝墨水褪了色，有些字模糊了。她把信纸叠好，放在抽屉最里面，上面压着那袋干槐花。槐花的香味已经很淡很淡了，要把鼻子凑得很近才能闻到，像一个人走得很远很远了，要把耳朵竖起来才能听见他的脚步声。

    她有时候会梦到那拉村。梦里槐花开了，白白的，一串一串的，风一吹就飘下来，落在她肩膀上，落在她头发上。念归在树下追猫，玉婆婆在灶房里熬粥，陈望生在编竹筐。她坐在槐树下，一针一针地缝着那件蓝布衣裳，针脚歪歪扭扭的，但比上次好了一些。

    高槿之坐在她旁边，刻着那枚木头戒指。刻刀在木头上一刀一刀地走，沙沙的，像风吹过槐花。他刻得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着，像在那拉村看远处山峦的表情。

    她看着他，问了一句：“刻好了吗？”

    他抬起头，看着她，笑了。“刻好了。”

    他伸出手，把戒指递给她。她接过来，看了看。花心里两个字——“念归”。她把自己的手伸出来，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转了一下，刚好，不大不小，像量身定做的。

    “这次不走了？”她问。

    “不走了。”

    她笑了。笑着笑着，醒了。天花板是白的，墙是白的，枕头是白的。南市的夜里，窗外有光，橘红色的，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她看了看床头柜上的泥人，看了看旁边的木头戒指。戒指在，泥人在，他不在。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零七分。没有新消息。

    她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手指碰到那枚戒指——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去的，大概是梦里。戒指贴着无名指，凉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她闭上眼睛，等着天亮。

    窗外的车声一阵一阵的，像海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