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外戚、宦官、朝臣一样，都是皇权的扶手，陡然废掉哪个，最终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反弹。

    而从政治属性上，佛教的危害其实比其他几个小得多，因为朝廷本能地抗拒有着聚众能力的民意代表掌握实权，那样很容易就会掀翻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会改变目前利益团体的构成；

    而佛教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众和信众的资源财富，以及为了吸引信众而需要朝廷颁发的认可，这样危害的就只有朝廷的劳动力和收取的赋税。

    这一点固然麻烦，但比起其他三驾马车会夺取的权力而言，已经是影响最轻微的了。

    虽然会减少收入，但朝廷公卿们挠挠头，晚上冥思苦想，再找个加税的借口便好了，百姓的需求和朝廷的利益在此刻并不一致，至少在还能维持统治的时候，朝廷的权力可以小小的任性一下。

    与这代价相比，扶持宗教所换来的抚慰人心的作用，则是许多国家都切实需要的，它们甚至能平等地抚慰皇帝到奴隶，每个阶层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精神安慰，从性价比和效果来说，确实是最不该脱轨的帮手。

    宇文邕能废掉佛教，是因为他消灭了宇文护，成功掌握国家实权，有足够的威望这么做；

    若他还有漫长的时间稳定局势，也能扶持起新的宗教，将灭佛的影响徐徐消除。

    然而天不假年，他没保养好身体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把自己磕成核动力早早去世，于是他的儿子宇文赟就只能仓促上阵，不论是否真的有才干，最终宇文赟在史书上的定论都是“昏虐君临，奸回肆毒”，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黯然落幕。

    有趣的是，在宇文赟登基的二十八个月后，宇文赟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老爹还没死三年就把灭佛这项大国策给推翻了，高殷能和他相比的，也就只有登基之后停摆一切大工程，还有睡小妈。

    不过考虑到宇文赟在位也没到三年，也不能在这方面和高殷比。

    而宇文阐在第二年的六月就彻底恢复了佛教和道教，当初在禁教时期仍坚持信仰的旧道士和沙门，在调查后就把他们送回寺庙道观。

    此时周国的国政已经完全被杨坚所把持，所以这道命令也是出于杨坚的意志，宇文赟和杨坚都意识到要争取宗教的支持，最终佛门是倒向了杨坚。

    有些政治斗争是看不见痕迹的，胜者自会将他们抹去，就像曹操麾下有大批人曾经是袁术的部下，但已经投奔了新主子，就要将他们的污点抹去，比如刘晔：

    “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但实际上刘晔就是袁术的部下，“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

    还有把唐初的大批官员墓志给挖出来，可以发现人人都说是自己劝高祖和太宗起兵，也许在那几天，李家府邸前的整条大街都站满了来劝反的人。

    不重视史料的细节，就很难察觉其中的诡谲，尤其政治的较量是最高层也是最阴暗隐秘的，胜者又有足够的权力将其遮掩，唯有关注当时的环境与格局，以时人的视野代入，才能体会到凶险。

    宇文邕走了一步险棋，他走得了，宇文赟却跟不上老爹的步伐，继而使大周灭亡；好在这一世他不需要承担这么重的担子，高殷可以受些累，将这两国二百一十一州扛在肩上，替中华北方探索未来三百年的出路。

    介于周国的下场，高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灭佛的，三武一宗灭佛，可他们的朝代都灭亡了，佛教依旧在宋元明清乃至现代繁荣昌盛，说明宗教就是赶不尽而杀不绝，用政治稳固性来换取资源的同时，也要承受宗教无尽的反扑。

    那么就只剩改造一途了，这其实是历朝历代一直在做的事情，稳固的皇朝之所以重用儒教，正是因为儒家推崇的仁政、礼制、王道等思想有着强烈的入世参政之执念，能够将皇权抬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道教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主动退居二线，虽然仍讲究修行成仙，但同时也特别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个人内在的挣扎和觉醒不能超越礼制，哪怕你注定会羽化飞升，也要讲忠君、孝亲的儒家基本法。

    虽然这种无条件地向当权者妥协会造成一个滑稽的后果，那就是婊子史观。譬如历代衰弱时，为什么各地的神佛和得道高僧不出来挽救旧王朝？

    因为皇权仍是皇权，但掌握皇权之族已经变化，天命已经转移，神佛领受天意，所以不会去挽救注定衰亡的旧代，而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朝；

    这就使得它对乱世人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毕竟大家都不是笨蛋，只要神佛不出来帮场子，那么谁赢了神佛就帮谁，失败就是反贼，成功就是新朝雅政。

    宗教只能维护当权者，当此时的统治阶层衰弱，而新生阶级强势崛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迅速抛弃旧主，在新主身上贡献力量并继续发育，所以高王乃是转轮圣王下凡，所以大隋皇帝乃月光童子转世。

    在齐国统治还未深入人心的此刻，贸然对佛教赶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