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的冬天，南京城落了几场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老天爷筛下来的面粉，落在身上不疼，但黏糊糊的，渗进骨头缝里，让人从里到外都发寒。秦淮河的水涨了半尺，混浊浊的，把两岸的柳树根泡得发黑。夫子庙的飞檐在雨雾里模糊成一团黑影，只有大成殿里那几盏长明灯，还透着一点昏黄的光。

    沈砚之站在临时大总统府的门廊下，看着院子里的积水发呆。

    一个月前，他带着三千山海关子弟兵进了南京城。那时候城门口挤满了欢迎的百姓，鞭炮放了半个时辰，硝烟味呛得人直咳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接见，握着他的手说：“沈将军，北方有你，革命无忧矣。”

    那时候沈砚之是真信这句话。

    可现在，他站在这里，看着雨丝斜斜地落进积水里，砸出一圈圈涟漪，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这院子里的天井，四面是墙，抬头只见一方灰蒙蒙的天。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沉而稳。沈砚之没回头，只听那步子就知道是谁。

    “又在这儿站着。”程振邦走到他身边，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趁热喝。”

    沈砚之接过来，是热茶。茶叶沫子沉在缸底，水面上浮着几片碎叶，颜色淡得像刷锅水。但他还是喝了一口，热意从喉咙滑进胃里，驱散了一点寒气。

    “会开完了？”他问。

    程振邦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被雨丝打散，飘得七零八落。

    沈砚之看着他的侧脸。程振邦今年三十四，比他还小三岁，可那张脸已经刻上了风霜的痕迹——眉骨突出，颧骨高耸，嘴唇紧抿着，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纹路。他抽烟的样子很慢，吸一口，半天才吐出来，像是在品什么味道。

    “开完了。”程振邦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吵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吵出来。”

    沈砚之没接话。他知道程振邦说的“吵”是什么意思——临时政府成立才一个月，内部的派系已经快把屋顶掀翻了。同盟会的、光复会的、立宪派的、旧官僚的，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算盘。孙中山主张北伐，一举推翻清廷；黄兴主张先巩固江南，再图北上；章太炎整天骂这个骂那个，谁也不服；至于那些从清朝那边投诚过来的旧官僚，表面上唯唯诺诺，背地里已经在和北洋那边暗通款曲。

    “北伐的事，定了没有？”沈砚之问。

    程振邦摇了摇头：“定不了。没钱，没枪，没粮，拿什么北伐？”

    沈砚之沉默了。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实情。山海关起义的时候，他们靠的是三千乡勇和几门土炮。到了南京，才发现革命军的家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薄。士兵们穿的是单衣，吃的是杂粮，枪械五花八门，子弹人均不到十发。这样的队伍，别说北伐，能守住江南就不错了。

    “袁世凯那边呢？”他又问。

    程振邦把烟头扔进雨里，看着它被积水吞没。

    “在和谈。”他说，“唐绍仪已经到汉口了。伍廷芳代表咱们去谈。”

    “谈什么？”

    “谈条件。”程振邦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让清帝退位，让袁世凯反正，让咱们革命党人进内阁。条件一大堆，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袁世凯要当大总统。”

    沈砚之的手一紧，搪瓷缸子里的茶水晃了晃。

    “孙先生答应了？”

    “没答应。”程振邦说，“但不答应又能怎样？咱们打不过北洋军。你没见过袁世凯的新军，那是德国人练出来的，枪炮全是进口的，军官全是科班出身。咱们这些起义的杂牌军，凑一块儿也不够人家打的。”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看着那方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了山海关。想起那个雪夜，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关山可破，民心不可失”。他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清廷，就是建立共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清廷还没倒，自己人先吵起来了。革命果实还没到手，已经有人开始分赃了。

    “老沈，”程振邦突然开口，“你说，咱们这是图什么？”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程振邦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迷茫，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火光熄灭后残留的灰烬。

    “图一个公道。”沈砚之说。

    程振邦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笑了。那笑很短，很轻，像风吹过水面。

    “公道。”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摇摇头，“这世上，哪有公道。”

    他把手插进口袋，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时，他停住脚步，头也不回地说：“晚上有个饭局，立宪派那边的人组的。你去不去？”

    沈砚之想了想：“去。”

    程振邦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雨还在下。沈砚之站在门廊下，把那半缸子凉茶喝完，也转身进了屋。

    晚上的饭局设在秦淮河边的“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