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辛亥。腊月。

    山海关的冬天，风是刀子。从关外卷来的朔风，带着辽东平原的冰雪气息，刮过关城，穿过箭楼垛口，发出呜呜的厉啸，像是无数孤魂野鬼在夜哭。天色阴沉得像一块浸饱了水的灰布，铅云低垂，压在关城雄踞的燕山余脉上，压得人喘不过气。

    镇远镖局的后院里，却聚着一团与这严寒格格不入的热气。

    堂屋里，炭火烧得正旺，铜盆里噼啪作响，橘红的火光照亮了围坐的几张脸。主位上，坐着一个约莫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身穿藏青色棉袍，外面罩了件半旧的玄色马褂，面容清俊，眉宇间却凝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毅。正是沈砚之。他手里拿着一份辗转多人之手、已有些磨损的电文抄件，薄薄的纸张在他指间微微颤抖，不知是冷，还是别的什么。

    “……鄂省武昌，已于十月十日（公历十一月九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率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旋即，各标营新军相继响应，激战一夜，攻克湖广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弃城登舰逃往汉口。至十一日午，武昌全城光复。革命党人公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宣告独立，废除宣统年号，改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电文到此为止，后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大概是抄录时过于激动，或是传递过程中被汗水、雨水洇湿。但这已经足够。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炭火的爆裂声，和每个人压抑着的、粗重的呼吸。

    坐在沈砚之左手边的，是个四十来岁、面皮黝黑的精壮汉子，叫赵铁柱，原是关城把总手下的一个什长，因性情耿直、屡次顶撞上司，几年前被寻个由头革了职，如今是关内最大脚行的把头。他搓着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眼睛瞪得溜圆，死死盯着沈砚之手里的纸，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又硬生生憋住了。

    右手边是个穿长衫、戴着玳瑁眼镜的中年人，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是沈砚之的远房表兄，在关城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杂货铺，唤作徐文谦。他手指下意识地捻着山羊胡，镜片后的眼神闪烁不定，既有兴奋，也有深深的忧虑。

    下首还坐着两三人，有开铁匠铺的刘老三，有在码头上扛活的苦力头王大力，都是沈砚之这些年暗中联络、可以托付性命的乡勇骨干。他们没那么多弯弯绕绕，脸上只有掩不住的激动和跃跃欲试。

    “少东家，”最终还是赵铁柱先开了口，声音压得极低，却像闷雷一样在屋子里滚过，“武昌……真成了？”

    沈砚之将电文轻轻放在桌上，用手指抚平卷起的边角，动作很慢，很稳。他抬起眼，目光缓缓扫过在座每一张脸，最后落在跳跃的炭火上，那火光映在他漆黑的眸子里，明明灭灭。

    “成了。”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南方的枪，已经打响了。”

    “他娘的！”王大力猛地一拍大腿，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脸上涨得通红，“盼了多少年，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少东家，咱们还等什么？干他娘的！”

    刘老三也激动地攥紧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对！少东家，您就发话吧！咱们关城里的弟兄，早就憋着一股劲了！那些旗人老爷，那些贪官污吏，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拉尿多少年了？是该让他们尝尝咱们汉家儿郎的厉害了！”

    徐文谦却咳嗽了一声，扶了扶眼镜，谨慎地道：“诸位，稍安勿躁。武昌虽成，然则……天下大势，尚未可知。京师有数万禁卫军、北洋新军，关外亦有赵尔巽、张作霖等部虎视眈眈。山海关乃京畿锁钥，朝廷必派重兵把守。咱们……仓促起事，若成，固然是光复首功；若败……”他顿了顿，声音更低，“那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啊。”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在王大力、刘老三头上。两人脸上的兴奋稍褪，目光都看向了沈砚之。

    赵铁柱眉头紧锁，沉声道：“徐先生说得有理。起兵造人反，不是过家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买卖。咱们这些人，烂命一条，死不足惜。可少东家您……”他看向沈砚之，眼神复杂，“沈老镖头一生行侠仗义，在关城内外声望卓著，临终前将镖局和这偌大家业托付给您，是盼着您光大门楣，延续香火。若是……有个闪失，我等如何对得起老镖头在天之灵？”

    提到父亲，沈砚之的眼神波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伸手入怀，摸出一个用油布仔细包裹的小物件，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半个巴掌大小的铜制令牌，样式古朴，边缘已有些磨损，正中阳刻着一个遒劲的“义”字，背面则是细密的云纹。

    他将令牌轻轻放在电文旁边。

    屋子里认得这令牌的人，呼吸都是一窒。这是“关东义盟”的盟主令。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沙俄趁机大举入侵东北。山海关一带的乡绅、商贾、江湖豪杰、乃至部分有血性的清军下层官兵，为保境安民，自发组成“关东义盟”，推举沈砚之的父亲沈巍为盟主，筹集粮饷，组织民团，配合清军零星抵抗，也曾袭扰过俄军补给线，在关内外颇有声名。国难过后，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