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邦一行二十骑是在午时出关的。

    关外风雪正紧，白毛风卷着雪粒子抽在脸上，刀割似的疼。二十个人都换了清军冬装——羊皮袄子外罩号褂，脑袋上扣着暖耳棉帽，马鞍上挂着制式马枪，腰里别着腰刀。从远处看，与巡关的八旗马队别无二致。

    “都记清楚了？”程振邦勒住马，回头看向身后的弟兄。这些人都是他亲自挑的——不只要胆大心细，更得是关外本地人，熟悉地形，通晓各地方言，有些人甚至和驻防的清军有故旧。

    “清楚了！”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瓮声应道，“俺们这队去锦州，就说山海关的义军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枪炮比北洋军还厉害！”

    另一个精瘦的汉子接话：“咱们这队去奉天，专在茶馆、戏园子说，袁世凯和南边的孙文早谈妥了，就等着逼宣统退位，他好当总统！”

    “不光说，还得做。”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个小布袋，扔给那精瘦汉子，“里头是二十块鹰洋，到奉天后，找几个说书先生、茶馆伙计，让他们帮着传。记住，别自己抛头露面。”

    “明白！”

    “分头走。五天后，无论成不成，都在宁远卫东头的悦来客栈碰头。”程振邦看了看天色，铅灰的云层低垂，又一场雪要来了，“记住司令的话：咱们是去点火，不是拼命。事不可为，保命要紧。”

    二十人齐声应诺，随即分成四队，散入茫茫雪原。

    程振邦带着最后四人，走的是去山海关以北绥中县的路。绥中驻着一营淮军，营官姓吴，是程振邦已故父亲的老部下。这是步险棋，但若走通了，或许能有意外之喜。

    马队在雪地里疾驰了半个时辰，前方出现屯堡的轮廓。那是清军设在关外的哨卡，七八间营房，一圈土围墙，墙头插着面黄龙旗，在风雪中有气无力地耷拉着。

    “吁——”程振邦勒马，示意身后人停下，“前头是鹰嘴屯卡子，守卡的是淮军老弱，领头的王把总我认识，好酒。咱们过去讨碗热水，顺便探探口风。”

    四人整顿装束，大摇大摆朝卡子走去。离着还有百十步，墙头就传来拉枪栓的动静，一个哆哆嗦嗦的声音喊：“站、站住！哪部分的？”

    程振邦操着一口安徽腔——他母亲是安徽人，小时候在淮军大营里混，学了一嘴地道的淮腔：“瞎了你的狗眼！爷们是滦州张统领麾下探马，有紧急军情路过，快开门！”

    墙头上冒出个脑袋，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兵，冻得鼻涕都结了冰溜子。他眯眼瞅了瞅，看清程振邦身上的号褂确是淮军式样，这才朝下头喊：“开门！”

    木栅门吱呀呀打开。程振邦五人骑马进卡，马蹄踏在夯实的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卡子里就七八个兵，都缩在营房里烤火，只有一个年轻哨兵端着枪，怯生生看着他们。

    “王把总呢？”程振邦翻身下马，动作利落。

    “在、在屋里……”老兵指了指正中那间营房。

    程振邦把缰绳扔给手下，自己掀开厚厚的棉门帘钻进去。屋里一股子劣质烧酒和脚臭味，炭火盆烧得正旺，一个胖子歪在炕上，抱着酒葫芦打鼾，正是王把总。

    “王老哥！”程振邦提高嗓门。

    胖子一激灵睁开眼，迷迷瞪瞪看了半天，忽然一骨碌坐起来：“程、程贤弟？！你不是在山海关……”

    “调防了。”程振邦面不改色，摘下棉帽在火盆边烤手，“如今在滦州张统领手下当差。这不，有紧急军情要往绥中送，路过老哥这儿，讨碗热水喝。”

    王把总狐疑地打量他，又探头看了看窗外那四个骑手，这才稍稍放松：“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山海关丢了，听说是一帮乱民干的？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程振邦在炕沿坐下，接过王把总递来的酒葫芦，仰脖灌了一口——劣质高粱烧，辣得喉咙疼，“足足上万乱民，枪炮精良，听说领头的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用兵如神。一夜之间，关城就易主了。”

    “我的亲娘……”王把总脸都白了，“那、那滦州那边……”

    “张统领已经发兵了，步队两千，马队五百，最迟后日就能到关前。”程振邦压低声音，“可老哥，我跟你说句体己话——这仗，悬。”

    “怎、怎么说？”

    程振邦凑近些，声音压得更低：“你当那山海关的乱民真是普通乱民？我听说，南边革命党早跟他们联络上了，枪炮都是东洋人暗地里资助的。不光这个，朝廷里头……也有人。”

    “谁？”

    程振邦手指往上指了指，不说话。

    王把总倒吸一口凉气，酒都醒了：“袁、袁宫保？！不、不能吧？袁宫保可是朝廷的栋梁……”

    “栋梁？”程振邦嗤笑，“老哥，你在这卡子上消息不灵通。我可听说了，袁宫保早就跟南边暗通款曲，就等着朝廷和革命党两败俱伤，他好出来收拾残局，当那……那什么总统。你想想，要不是上头有人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