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滇南，七月流火。

    沈砚之站在勐腊城外的高岗上，目光越过层层叠叠的烟瘴，望向西南方向那片墨绿色的山林。那里是滇越边境，是清廷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也是同盟会谋划经年的又一个起义点。

    距河口起义失败，已过去四个月。

    那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从四月三十日蒋翊武、黄明堂率部攻占河口，到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反扑、义军溃散，前后不过二十七天。但就这二十七天，已足够在西南边陲燃起一把火，烧得清廷坐立不安，也烧得天下有志之士心潮澎湃。

    沈砚之是五月初接到孙先生密信的。信很简单，只有八个字：“河口事急，速往接应。”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到香港不久，正在筹措下一次起义的经费。接到信，他连夜收拾行装，带着程振邦和十余名老兄弟，从香港乘船到海防，再从海防走陆路进入云南。

    等他们赶到河口时，起义已经失败了。清军正在城里大肆搜捕，城门口挂着十几颗血淋淋的人头，都是被俘的义军骨干。沈砚之躲在城外山林里，看着那些在风中摇晃的头颅，看着城门上张贴的悬赏告示——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这些名字后面跟着的赏银，从五千两到一万两不等。

    “我们来晚了。”程振邦蹲在他身边，声音低沉。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只是死死盯着那些人头，盯着告示上那些熟悉的名字。这些人，有些在日本时一起喝过酒，有些在香港一起开过会，有些甚至是他亲自发展的会员。现在，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在逃亡，要么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等着被处决。

    那种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

    他们在河口城外潜伏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机会——清军押解一批俘虏去昆明。沈砚之带着人在半路设伏，救出了七个人，都是河口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叫韦云卿的壮族头人，腿部中弹，伤口已经化脓，高烧昏迷。沈砚之亲自背着他，在滇南的深山老林里走了五天五夜，才找到一个敢收留他们的寨子。

    韦云卿醒来后，第一句话是：“孙先生...孙先生知道我们败了吗？”

    沈砚之握着他的手：“孙先生知道。他说，你们都是好样的。”

    韦云卿笑了，那笑容很苦：“好样的...好样的有什么用？死了那么多兄弟，河口还是丢了...”

    “没有白死。”沈砚之斩钉截铁地说，“河口这一仗，让天下人都看到了，清廷在西南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也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知道，革命不是空谈，是真刀真枪的拼命。”

    韦云卿看着他，看了很久，才说：“沈先生，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沈砚之望向窗外。窗外是滇南七月茂密的雨林，浓绿得几乎要滴出汁来。更远处，是连绵的群山，山那边，是法国人控制的安南。

    “孙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在滇南扎根。”他说，“河口虽然丢了，但火种还在。滇南地广人稀，山高林密，清廷统治薄弱，各族百姓苦于土司压迫久矣。这是天赐的根据地。”

    韦云卿眼睛亮了：“你要在这里拉队伍？”

    “嗯。”沈砚之点头，“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清廷正在四处搜捕起义人员，我们一动，就会暴露。先潜伏下来，摸清情况，联络各寨头人，等风头过了，再图大举。”

    从那天起，沈砚之就带着这二十多人在勐腊一带潜伏下来。他们扮成贩茶的商人，走村串寨，用带来的银元购买茶叶、药材，也暗中打听各寨的情况，联络对清廷和土司不满的头人。

    这个过程很慢，也很危险。滇南是烟瘴之地，疟疾、霍乱横行，同来的兄弟已经病倒了三个。清廷的探子也像幽灵一样，在边境线上游荡，稍有不慎就会暴露。但沈砚之很有耐心。他知道，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尤其是在西南这样的边陲之地，更需要时间和耐心。

    今天，他站在高岗上，就是在等一个人。

    一个从安南过来的人。

    日头渐渐偏西，山林里的雾气开始升腾。那是滇南特有的烟瘴，乳白色的，从山谷里漫上来，所过之处，草木都蒙上一层湿漉漉的水汽。当地人管这叫“瘴母”，说吸入多了会得“瘴疠”，轻则发热呕吐，重则一命呜呼。

    沈砚之用浸了药水的布巾捂住口鼻，继续等待。

    终于，山下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人穿着安南人的黑色短衫，戴着斗笠，背着竹篓，像个普通的山民。但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肩膀的摆动很有节奏——那是长期行军的人才会有的步态。

    沈砚之打了个唿哨。三长两短，是约定的暗号。

    山下那人停下来，抬头望向高岗，也打了个唿哨，两短三长。

    对上暗号了。

    沈砚之快步下山。两人在半山腰的一片竹林里碰面。

    “沈先生？”那人摘下斗笠，露出一张黝黑精悍的脸，大约三十岁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