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轮驶入安徽境内，两岸山势渐次收拢，江面亦显得逼仄起来。沈砚之立在船尾，望着渐渐模糊的南京轮廓，心头说不清是怅惘还是别的什么滋味。

    自三日前登上这艘英商怡和公司的江轮，他便换了装束。青布长衫，旧毡帽，脸上粘了从上海带来的胡须，俨然一个常年奔波于长江上下的小生意人。同行者还有七人，皆分散在统舱各处，装作互不相识。

    统舱里气味浑浊，人声嘈杂。贩夫走卒、走方郎中、赶考的穷书生、回乡的老妇人，三教九流挤在一处。沈砚之拣了个靠舱壁的位置，半坐半靠，手里捏着份过期的《申报》，眼神却时不时扫过舱门。

    “让一让，让一让！”

    两个穿灰布短褂的汉子抬着一口沉甸甸的木箱挤进来，箱子落地时砸得舱板一声闷响。沈砚之抬眼，正对上那高个汉子的目光——程振邦。

    程振邦微微颔首，把木箱往沈砚之旁边一推，顺势在他身侧坐下，压低声音道：“底下藏着十二条快枪，三百发子弹。”

    沈砚之眉头微动：“太险。”

    “险也得带。”程振邦解下腰间汗巾擦汗，眼睛望着别处，“上海那边传话来，李烈钧已在湖口举事了。咱们两手空空赶过去，难道用拳头打？”

    沈砚之没再言语。舱外传来江轮的汽笛声，悠长而沉闷。

    第二日傍晚，江轮在芜湖码头停靠。上来了几个穿黑绸衫的汉子，腰间鼓鼓囊囊，明眼人一看便知别着家伙。为首的是个刀条脸的瘦子，三角眼里精光四射，在舱内扫视一圈，目光在程振邦那口木箱上停了停。

    “这箱子谁的？”

    程振邦站起身，赔笑道：“老总，小人的，装的是些杂货。”

    “打开瞧瞧。”

    程振邦脸色不变，伸手去解箱绳。沈砚之的手指已悄悄摸向腰间，那里藏着一把*。统舱里几个扮作客商的弟兄也暗暗蓄势。

    “干什么的？”

    舱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喝问。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带着两个巡警走进来，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气度与这统舱格格不入。

    那刀条脸汉子回头，看清来人，脸上挤出笑：“呦，黄翻译，您怎么来了？”

    “英国人说了，他们的船上不许乱来。”那姓黄的年轻人冷冷道，“你们要办案，等船靠了岸再说。在船上闹出事来，坏了洋行的规矩，你们局长那里，我可不替你们担着。”

    刀条脸讪讪地收回手：“误会，误会，就是例行盘查……”

    “盘查什么？这是我表哥的货。”姓黄的年轻人一指程振邦，“他上船时我就见着了，还能有假？”

    刀条脸愣了愣，朝手下挥挥手：“走，上岸等着。”

    待那几个黑绸衫下了船，姓黄的年轻人走到程振邦跟前，低声道：“程大哥，家父让我捎话，芜湖城里现在风声紧，你们千万别下船。明日到安庆，那边有人接应。”

    程振邦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世昌，替我谢过黄老先生。”

    黄世昌摆摆手，匆匆下船去了。汽笛再响，江轮缓缓离岸。

    沈砚之望着消失在暮色中的芜湖码头，轻声道：“这位黄老先生，是当年伯安兄的父亲？”

    “正是。”程振邦点头，“黄伯安在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去年病故了。黄老先生深明大义，把儿子也送进了外国洋行当翻译，专为咱们传递消息。”

    沈砚之默然良久。这些年来，多少人家为了革命，父死子继，倾家荡产。他想起自己父亲在山海关城头的血，想起南京临时政府解散时那些老兵的泪，心头一阵滚烫。

    江轮在夜色中下行。舱外风大了些，浪头拍打船身，发出沉闷的声响。沈砚之靠着舱壁，半睡半醒间，恍惚又回到山海关那个雪夜。父亲的遗像，武昌的电报，三千乡勇的呐喊……这些画面走马灯似的在脑中旋转。

    “砚之。”

    程振邦的轻唤将他拉回现实。舱内昏暗，只有角落里的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乘客们大多睡了，鼾声此起彼伏。

    “睡不着？”程振邦递过水壶。

    沈砚之接过，抿了一口，是寡淡的白水。他想起当年在山海关，每逢战前，程振邦总要弄壶酒来，两人对饮，说些豪言壮语。如今连酒也不喝了。

    “振邦，”沈砚之低声道，“你说这次，能成吗？”

    程振邦沉默片刻：“成不成的，总得试。孙先生他们在南方起事，咱们总不能干看着。”

    “我不是说这个。”沈砚之望着舱顶，“我是说，就算这回把袁世凯推翻了，然后呢？孙先生的临时政府，不也被那些人搅和散了吗？”

    程振邦没有立即回答。舱外又传来汽笛声，在夜风中显得格外凄清。

    “砚之，”他终于开口，“你还记得咱们在山海关起事时，那个跟着咱们打满清的教书先生吗？姓周的，戴副圆眼镜，说话总爱引经据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