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西山的桃花谢了，枝头抽出嫩绿的新芽，在料峭的风中微微颤抖。沈砚之站在陆军部门前的石阶上，看着脚夫将几只樟木箱子搬上马车。箱子不多，只装了些衣物、书籍和必要的文书，轻车简从，符合一个调任军官的身份。

    “沈咨议，都装好了。”副官上前报告。

    沈砚之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陆军部那栋灰扑扑的西洋式建筑。这半年，他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鹰，在这座权力的牢笼里小心翼翼地盘旋，收集情报，发展内线，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做着最危险的工作。如今终于要离开，心中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不是不舍，而是一种即将踏入未知战场的警惕。

    “出发吧。”他转身，正要登上马车，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沈咨议留步！”

    沈砚之回头，见是陆军部机要处的王参谋匆匆跑来。王参谋是段祺瑞的亲信，四十来岁，面白微须，平日里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可沈砚之知道，此人城府极深，是袁世凯安排在陆军部的一双眼睛。

    “王参谋，有何指教？”沈砚之停下脚步，神色平静。

    王参谋跑得气喘吁吁，在沈砚之面前站定，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这才压低声音道：“总长让我来送送沈咨议，另外，还有几句话要带给沈咨议。”

    “总长太客气了。请讲。”

    王参谋左右看了看，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总长说，奉天那地方，不比北京。张雨亭是草莽出身，行事不按常理，手底下的人也多是绿林习气。沈咨议此去，既要替大总统看好东北的门户，也要懂得明哲保身，凡事……多留个心眼。”

    沈砚之心念电转。段祺瑞让王参谋传这话，表面是提醒，实则是一种试探，看他是否会完全倒向袁世凯，还是另有打算。

    “多谢总长提点。”沈砚之微微欠身，“砚之谨记。此去奉天，自当尽心办事，不负大总统和总长信任。”

    “那就好，那就好。”王参谋笑眯眯地点头，又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沈砚之，“这是总长的一点心意，算是给沈咨议的程仪。奉天苦寒，沈咨议多保重。”

    沈砚之接过信封，入手沉甸甸的，里面显然是银票。他没有推辞，坦然收下：“请王参谋代我多谢总长。”

    “一定，一定。”王参谋拱了拱手，“那就不耽误沈咨议的行程了，一路顺风。”

    “后会有期。”

    沈砚之登上马车，车帘放下，隔绝了外面的一切。马车缓缓启动，驶过青石板路，轧出辘辘的声响。他靠在车厢壁上，拆开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两千两的银票，还有一张短笺，上面是段祺瑞亲笔写的一行字：“奉天多变，好自为之。”

    他盯着那八个字看了片刻，将银票和短笺一起收进怀中。段祺瑞这个人，与袁世凯既合作又掣肘，在对待南方革命党的问题上，态度也比袁世凯要缓和些。这张银票和这八个字，既可能是示好，也可能是警告，或者是两者兼有。

    无论如何，到了奉天，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马车驶出城门，沿着官道向北。窗外，田野开始泛绿，农人正在田里忙碌，一派春耕景象。可沈砚之知道，在这平静的表象下，神州大地已是暗流汹涌。云南的护国军已经起兵，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联名通电全国，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号召各省响应。这几天，北京城里风声鹤唳，军警四处搜捕可疑分子，电报局被严密监控，进出城的盘查也严格了许多。

    他的调令来得正是时候。再晚几天，恐怕就走不了了。

    马车一路向北，过了通州，过了三河，过了蓟州。越往北走，春意越淡，路边的树木才刚刚冒出嫩芽，田野也还是一片灰黄。到了山海关，已是四月初八。

    山海关。

    沈砚之让马车在关城外停下。他下了车，站在“天下第一关”的巨匾下，仰头望着这座熟悉的雄关。五年前，他就是在这里，率三千乡勇起义，打响了北方光复的第一枪。关墙上的弹痕犹在，城门楼的飞檐翘角依旧，可物是人非，当年并肩作战的弟兄，有的战死沙场，有的散落四方，有的甚至已倒戈相向。

    “将军，要进城吗？”车夫问道。

    沈砚之摇摇头：“不必了，继续赶路吧。”

    他只是想再看一眼这座关城，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地方。五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投身革命的洪流；五年后，他又经过这里，走向另一片未知的战场。历史像是一个轮回，又像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每一次经过同一个点，都站在了不同的高度。

    马车继续前行，出了山海关，就进入了关外之地。这里的风更硬，刮在脸上像刀子。道路两旁是广袤的原野，远处是连绵的山峦，山顶还覆盖着皑皑白雪。偶尔能看到零星的村落，低矮的土房，屋顶上冒着炊烟，在苍茫的天地间，显得格外孤寂。

    又走了三天，终于到了奉天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