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四月的北京城，柳絮纷飞如雪。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大楼三楼的窗前，看着窗外长安街上熙攘的人流。黄包车夫拉着西装革履的洋人飞驰而过，卖糖葫芦的小贩在街角吆喝，几个穿长衫的学生在张贴“抵制日货”的标语，巡警提着警棍懒洋洋地走过，对这些视而不见。

    一切看起来太平得很。可只有沈砚之知道，这太平底下，是汹涌的暗流。

    “沈处长，袁大总统请您去一趟总统府。”

    身后传来副官的声音。沈砚之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的少尉站在办公室门口，脸上挂着标准而疏离的微笑。是总统府的人，他认得这个年轻人，叫陈启明，刚从保定军校毕业不久，据说和北洋某个将领沾亲带故。

    “现在？”

    “是的，大总统在等您。”陈启明做了个请的手势。

    沈砚之点点头，从衣帽架上取下军帽，仔细掸了掸上面的灰尘，戴在头上。镜子里映出一个三十出头的军官，肩上扛着少将的军衔，眉眼间却有抹不去的风霜。这一年多来，他辗转南北，从山海关打到南京，又从南京来到北京，身上添了七八处伤，心里也添了许多东西。

    走出陆军部大楼，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等在门口。陈启明拉开车门，沈砚之弯腰坐进去。车里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座椅是上好的牛皮，坐上去软得像云。这是袁世凯专门配给陆军部高级官员的车，可沈砚之坐了一年多，还是觉得不自在。

    车子缓缓驶过长安街。街道两旁，许多店铺门口挂着五色旗——红、黄、蓝、白、黑，象征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旗子在春风中猎猎作响，可沈砚之知道，这共和的旗帜下，藏着多少不共和的心思。

    “沈处长最近在忙什么？”陈启明坐在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搭话。

    “例行公事罢了。”沈砚之淡淡地说，“整编计划，兵员名册，军饷预算，都是些琐碎事。”

    “沈处长太谦虚了。”陈启明笑道，“谁不知道您是陆军部最能干的人。段总长（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常夸您，说您办事认真，又不结党营私，难得的很。”

    沈砚之心里冷笑。段祺瑞夸他？怕是骂他才对。自打他来到陆军部，处处掣肘，事事为难，明里暗里排挤他这个“南边来的”。若不是他处处小心，步步为营，只怕早被人寻个由头赶出去了。

    车子驶进新华门，总统府就在眼前。这座前清的摄政王府，如今换了主人，也换了气象。门口站岗的卫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院子里，几株海棠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落了满地，被来来往往的皮鞋踩进泥里。

    沈砚之在陈启明的引导下，穿过长廊，来到一间会客室。会客室里已经坐着几个人，都是陆军部的高级将领——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还有几个北洋的师长。见他进来，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有探究，有审视，有不屑，也有好奇。

    “砚之来了。”坐在主位的袁世凯招招手，“坐，坐。”

    沈砚之敬了个礼，在末位坐下。他环顾四周，发现今天在座的，除了北洋系的核心人物，就是他这个“外人”。心里不由得一紧——看来今天要谈的事，非同小可。

    “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门见山。”袁世凯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在座众人，“今天请诸位来，是要议一议裁军的事。”

    裁军。

    这两个字像一块石头，投进到平静的湖面。在座的人神色各异，有的皱眉，有的垂眼，有的面无表情。沈砚之心里却是一沉——终于来了。

    自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裁军的呼声就没断过。南方革命党人要求裁撤北洋军，北洋诸将要求裁撤革命军，双方互相攻讦，都说对方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可实际上，谁都舍不得裁自己的兵。兵就是权，权就是命，这个道理，在座的人都懂。

    “大总统，”段祺瑞先开口了，“裁军是好事，国家财政困难，养这么多兵确实吃力。只是...”他顿了顿，目光若有若无地瞟了沈砚之一眼，“裁谁的兵，怎么裁，得要有个章程。”

    “芝泉（段祺瑞字）说得对。”王士珍接过话头，“如今全国军队，番号混乱，编制不一。有北洋的，有南方的，有各省的，还有那些民军、乡勇，乱七八糟。要裁，得一起裁，不能厚此薄彼。”

    “一起裁？”一个师长冷笑，“王总长说得轻巧。我们北洋的兵，是当年小站练兵练出来的，是国家的正规军。那些南方的，特别是那些革命党招的兵，是什么？乌合之众！要裁，也该先裁他们！”

    “刘师长这话就不对了。”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南方的军队，也是为革命立过功的。武昌首义，南京光复，哪一仗没有他们的血？如今共和了，反倒要把有功之臣裁掉，天下人会怎么说？”

    会客室里安静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沈砚之，有惊讶，有恼怒，也有玩味。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