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陆军部大楼的灯一盏盏亮起。

    沈砚之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那份裁军名单。八万人的名字，密密麻麻，印在泛黄的纸上，像一片片即将凋零的叶子。他拿起朱笔，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落不下去。

    窗外传来报时的钟声——晚上七点。他该下班了，可名单上一个字还没勾。明天一早，这份名单就要送到段祺瑞桌上，然后下发各省，成为命令。

    命令。这两个字重如千钧。

    “沈处长，还不走？”隔壁办公室的张处长探头进来，见沈砚之还在，有些惊讶。

    “还有点事，处理完就走。”沈砚之头也不抬。

    张处长是北洋的老人，在陆军部混了十几年，最懂察言观色。他走进来，关上门，压低声音：“是为裁军名单的事发愁？”

    沈砚之没说话，算是默认。

    “唉，这事难办。”张处长在他对面坐下，掏出一包烟，递过去一根。沈砚之摆摆手，他便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名单我看了，你们南边的部队，裁得是有点狠。可这是大总统的意思，段总长也点了头，咱们能说什么？”

    “张处长在部里久，经验多。”沈砚之终于抬起头，“依你看，这事有转圜的余地吗？”

    “转圜？”张处长苦笑，凑近些，声音压得更低，“老弟，我跟你交个底。这裁军，裁谁不裁谁，根本不是看部队功绩，也不是看地方需要，是看这个——”

    他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了个“袁”字。

    “大总统要削藩，削谁的藩？南边那些不听招呼的，还有咱们北洋内部那些尾大不掉的。你看看名单，南边的部队裁了九个师，咱们北洋的裁几个？三个。而且裁的都是些老弱病残，番号撤了，人并到其他师里去，等于没裁。”

    沈砚之盯着桌上那个水写的“袁”字，水渍慢慢晕开，字迹模糊了，可意思清清楚楚。

    “可这么裁，南边能答应吗？”他问。

    “不答应又能怎样？”张处长弹了弹烟灰，“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军饷在咱们手里，他们拿什么不答应？闹？闹就剿。前清的时候剿长毛，剿捻子，剿了十几年，不也剿平了？现在民国了，还能让几个闹事的翻了天？”

    他说得轻松，可沈砚之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南方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革命党出身的将领，哪个是好相与的？武昌首义，南京光复，哪一仗不是血海里杀出来的？这些人要是真闹起来，北洋未必压得住。

    “再说了，”张处长继续道，“大总统也不是一味用强。名单上这些人，师长以上的，都许了官职。省长的位子，道尹的位子，县长的位子，随便挑。有钱有势，谁还愿意带兵打仗？吃苦受累不说，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图什么？”

    沈砚之沉默了。张处长说的，是实情。革命的时候，大家凭的是一腔热血，为的是救国救民。可革命成功了，热血冷了，心思也就活了。省长、道尹，那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比带兵打仗舒服多了，也安全多了。

    “可那些当兵的呢？”他问，“那些普通士兵，那些伤兵残兵，他们怎么办？”

    张处长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沈砚之会问这个。他摆摆手：“当兵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裁下来，发三个月饷银，够他们回乡买几亩地，娶个媳妇，安安生生过日子。还想怎样？难不成国家养他们一辈子？”

    他说得理所当然，沈砚之却听得心里发凉。三个月饷银，买几亩地，娶个媳妇——说得轻巧。那些当兵的，多少人离家多年，家乡早就物是人非。田地被占了，房子塌了，亲人死了，回去干什么？靠那点饷银，能活几天？

    “好了，老弟，别想那么多。”张处长拍拍他的肩，“在其位，谋其政。咱们是办事的，上面让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多了，累。”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了，晚上段总长在六国饭店请客，请了几个南边的将领，说是‘沟通感情’。你也去吧，多认识几个人，没坏处。”

    “段总长请客？”沈砚之皱眉，“请的是谁？”

    “还能有谁，名单上那几个呗。”张处长意味深长地笑笑，“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这手段，高。”

    他走了，留下满屋的烟味。沈砚之坐在那里，看着桌上的名单，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晚春的花香，也带着远处的市声。长安街上，路灯亮起来了，黄包车、马车、偶尔驶过的汽车，汇成一条流动的河。

    这条河，能载舟，也能覆舟。

    他想起程振邦。那个和他一起在山海关起义，一起转战南北的兄弟，现在在南京，带着他那支骑兵。程振邦的部队，在名单上吗？如果在，他会怎么想？是接受官职，解甲归田，还是...

    不，程振邦不会接受。沈砚之了解他。那个人，把兵看得比命重，把义气看得比天高。让他交出兵权，去做个太平官，比杀了他还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