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从陆军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北京城的冬天黑得早，才下午四点多钟，日头就没了踪影，只剩下西边天际线上一抹惨白，像是被人用抹布擦过一遍，擦不干净，留下了一道一道的灰。他站在台阶上，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风从领口灌进去，凉飕飕的，像有人往脖子里塞了一把碎冰。

    门口的卫兵朝他敬了个礼。他点了点头，没说话，大步往街对面走。

    身后是陆军部的大楼，红砖灰瓦，三层楼高，窗户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楼里灯火通明，每一扇窗户都亮着，但从外面看不见里面的情形——玻璃是毛玻璃的，只透光，不透影。

    他在陆军部待了三个月，每天进这道门，出这道门，门里门外两重天。门里是笑脸，是客套，是“沈参议年轻有为”的恭维；门外是盯梢的暗探，是随时可能落下的黑手，是一个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个月了。

    他摸了摸大衣内侧口袋里的那份文件。纸张的边角抵着胸口，硬邦邦的，像一块没化开的冰。

    穿过王府井大街的时候，他在一个卖糖葫芦的摊子前停了一下。不是想吃，是借着摊子上挂的那面小镜子往后看了一眼。街对面有两个人，穿着黑色的棉袍，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跟着。他认识这两个人——陆军部警卫处的暗探，从早上他出门就跟上了，换了两班，上午是另外两个，下午换成了这两个。

    他买了一串糖葫芦，继续走。糖葫芦的糖衣在路灯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咬一口，山楂的酸味在嘴里炸开，酸得他皱了一下眉头。

    东交民巷到了。

    巷口有巡捕房的士兵站岗，黄制服，高鼻子，蓝眼睛，端着枪，面无表情。沈砚之把通行证递过去，士兵看了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让他进去。

    身后的两个暗探在巷口停住了。他们进不来——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中国军警无权进入。这是他在陆军部任职以来最大的便利，也是最安全的信息中转站。

    他沿着巷子往里走，经过法国邮局、日本银行、六国饭店。六国饭店门口停着几辆小汽车，黑漆漆的，在路灯下反着光。门口站着几个穿西装的人，抽着烟，说笑着，不知道是哪国的外交官。

    他拐进一条岔道，在一扇黑色的铁门前停下来。门旁边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正金银行”四个字，铜牌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他抬手敲了三下，停了两秒，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学生。他看见沈砚之，眼睛亮了一下，侧身让开。

    “沈先生，程先生等您很久了。”

    沈砚之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院子里很暗，只有正房里透出来一点灯光，从窗户纸里渗出来，黄黄的，柔柔的，像是冬天里的一炉炭火。

    正房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程振邦，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不冒热气了，不知道放了多久。他比三个月前瘦了一些，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是山海关外那场大雪。

    另一个人坐在桌子对面，背对着门，看不见脸。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衫，头发花白，肩膀有些佝偻，像是一个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的人。

    “振邦。”沈砚之走进去，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程振邦站起来，两个人握了一下手。程振邦的手很凉，指节粗大，骨节突出——那是握了十几年枪的手。

    “砚之，这位是——”程振邦转向那个背对门的人。

    那人站起来，转过身。

    沈砚之看见了一张苍老的脸。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人用刀刻出来的，一道一道的，很深。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让他心里紧了一下。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威严，不是睿智，是一种很深的、很重的、像是背负了太多年的东西。

    “这位是林老先生。”程振邦说，“林老先生是——同盟会的元老。辛亥之前在东京就跟过孙先生。”

    林老先生朝沈砚之拱了拱手。“沈将军，久仰大名。”

    “不敢当。”沈砚之还了一礼，“林老先生，您叫我砚之就行。将军二字，愧不敢当。”

    林老先生笑了一下，笑容很短，像是一道光闪了一下就灭了。“山海关起义，三千乡勇破关城，震动北方。孙先生在东京听到消息，连说了三个‘好’字。这个‘将军’，你当得起。”

    三个人坐下来。年轻人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杯茶，茶是新沏的，热气从杯口升起来，在灯光下袅袅地散开。

    “砚之，”程振邦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林老先生这次来北京，是带了孙先生的亲笔信。”

    沈砚之的手在茶杯上停了一下。

    林老先生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