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东京，暑气未消，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闷热。

    沈砚之站在牛込区神乐坂一栋木造公寓的窗前，望着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穿和服的女子踩着木屐哒哒走过，几个穿学生服的青年夹着书本谈笑风生，远处的电车在轨道上哐当作响——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仿佛海峡对岸那个刚刚经历了剧变的国家，与这里毫无关系。

    但他知道不是。

    半个月前，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通电全国，宣布召开，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国会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框架，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拆解。

    而他，曾经率部攻破山海关、为北方光复立下赫赫战功的沈砚之，此刻只能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在这座异国的城市里蛰伏。

    “沈兄，早川先生到了。”

    门外传来陈英的声音。沈砚之转过身，理了理身上的藏青色西装——这是流亡到日本后置办的，穿不惯，但不得不穿。在东京，穿中式长衫太过扎眼，而他们需要低调。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男子，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瘦，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常见的八字胡。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外褂，手里拎着一个皮质的公文包。

    “早川先生，请坐。”沈砚之伸手示意。

    早川正己微微欠身，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沈砚之也坐了下来，陈英在一旁沏茶。

    早川正己是《东京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也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会的成员。沈砚之通过黄兴的介绍认识了他，此人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曾多次在报刊上发文抨击袁世凯的独裁行径，在日本舆论界有一定影响力。

    “沈先生，”早川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报纸，摊在矮桌上，“今天的《时事新报》你看过了吗？”

    沈砚之看了一眼报头，是东京发行的中文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袁总统通电各省，严令解散乱党武装》。

    “看过了。”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

    “袁世凯的动作比预想的要快，”早川推了推眼镜，“已经召开，国民党议员被驱逐出京，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势力正在被逐一清算。按照这个速度，最迟到明年春天，袁世凯就能完成对国会的改造，届时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都将畅通无阻。”

    “他不会满足于修改约法。”沈砚之说。

    早川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探究：“你是说……”

    “袁项城这个人，我了解。”沈砚之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茶汤上浮动的沫饽，“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我就听说过他的行事风格。此人做事，从来不做半截。他要的不是扩大总统权力，他要的是那个位子。”

    早川沉默了片刻，缓缓点头：“日本国内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持同样看法。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与当年德川幕府末期的那些大老们何其相似——以‘国体’为名，行独裁之实，最终目的，无非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天皇集权体制。只不过，他要集的是他自己的权。”

    “中国不是日本。”陈英在一旁插话，语气有些冲，“中国没有天皇的传统，老百姓认的是天子，天子是真命天子，不是谁都能坐那把椅子的。袁世凯想当皇帝，他配吗？”

    早川没有因为陈英的态度而不悦，反而笑了笑：“陈先生说得有道理。袁世凯想走日本的路，但中国的情况远比日本复杂。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精神核心，而中国的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后，已经没有合法的基础来重建。袁世凯如果强行称帝，必然引发全国性的反抗。”

    “问题在于，”沈砚之放下茶杯，“什么时候反抗，谁来领导反抗，反抗的力量有多大。”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远处的屋顶上。

    “二次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党的力量被打散了，黄兴、李烈钧、陈其美他们都流亡到了日本，留在国内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有的……已经牺牲了。孙中山先生虽然到了日本，但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武力讨袁，有人主张暂时蛰伏、等待时机，还有人……灰心了。”

    早川认真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他是记者，也是研究者，沈砚之这样的亲历者所说的话，对他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很有价值。

    “沈先生，我冒昧地问一句，”早川合上本子，“你个人怎么看？武力讨袁，还有没有可能？”

    沈砚之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南京城头看到的景象。二次革命爆发之初，他率部响应，与讨袁军一起攻打北洋军驻守的雨花台。战斗异常惨烈，讨袁军弹药不足，火炮老旧，而北洋军的德制重炮从紫金山上居高临下轰击，把讨袁军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

    七天，仅仅七天，南京就丢了。

    他带着残部突围，一路撤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跟着他出来的，只有不到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