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回到南京的消息，是程振邦带来的。

    那天傍晚，沈砚之正在营房里看地图。部队的整编方案下来了，他那个旅被缩编成三个团，两千人砍到一千五，多余的编制要交给北洋政府派来的军官。唐绍仪说得很好听——“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升指挥效能”，翻译过来就是掺沙子、安钉子。

    “孙先生回来了。”程振邦推门进来，把军帽扔在桌上，“住在原来两江总督的官邸，现在叫逸仙馆。门口围了好多人，记者、议员、各路军头，都等着见他。”

    沈砚之放下地图，站起身：“现在去，能见到吗？”

    “见不到。”程振邦摇头，“光是排队等见的，就有二十多个。不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有人给你递了个条子。”

    沈砚之接过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是孙中山的笔迹：“砚之吾弟，今晚八时，逸仙馆后花园一叙。”

    他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谁送来的？”

    “廖仲恺先生。”程振邦说，“他让我转告你，孙先生有话要对你说，不方便在公开场合讲。”

    沈砚之看了看表，还有两个小时。他走到窗前，看着操场上正在收操的士兵。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排排沉默的标枪。

    “振邦，你说孙先生这次回来，能改变什么？”

    程振邦沉默了片刻，走到他身边：“改变不了什么。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已经让出去了，袁世凯在北京坐得稳稳的。孙先生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在参议院里发发言、投投票，起不了决定作用。”

    “那他为什么还要回来？”

    “因为他放不下。”程振邦的声音很轻，“共和是他一辈子的理想，就像你父亲当年的理想一样。明知道前面是墙，也要一头撞上去。撞不撞得开是一回事，撞不撞是另一回事。”

    沈砚之没有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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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八点，逸仙馆后花园。

    花园不大，但很精致。几株梅花还在开着，暗香浮动。石子小路蜿蜒曲折，通向一座六角凉亭。凉亭里亮着灯，孙中山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翻看着。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比半年前苍老了一些，但眼神依然明亮。看到沈砚之走过来，他放下书，站起身，伸出手。

    “砚之，来了？坐。”

    沈砚之握了握他的手，在对面坐下。亭子里的石桌上摆着一壶茶和两个杯子，茶还冒着热气。

    “孙先生，您瘦了。”

    孙中山笑了笑，给他倒了一杯茶：“瘦了好，走路轻快。你在南京还习惯吗？”

    “部队的事多，顾不上习惯不习惯。”

    “也是。”孙中山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你那个旅，整编的事遇到麻烦了？”

    沈砚之没有隐瞒，把北洋实业公司的事、唐绍仪的压力、合同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说了。孙中山听完，放下茶杯，沉默了一会儿。

    “袁世凯的手，伸得比我预想的要快。”他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临时约法刚刚颁布，他就开始动刀了。先切军需，再切编制，等他把革命党的军队都捏在手心里，约法就是一张废纸。”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

    孙中山看着他，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

    “砚之，你知道我为什么辞去临时大总统吗？”

    沈砚之想了想：“为了南北统一，为了避免内战。”

    “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孙中山摇了摇头，“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钱。临时政府没有钱，革命军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袁世凯愿意掏钱，愿意维持南京政府的运转，条件就是我让位。”

    他站起身，走到凉亭边缘，看着夜色中的花园。

    “我知道袁世凯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他坐上大总统的位子后会做什么。但我没有办法。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打下了江山，却没有钱治理江山。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沈砚之沉默了。他想起山海关起义时，部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是程振邦变卖了家产，才凑够了三个月的粮饷。革命，光有热血是不够的。

    “孙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孙中山转过身，看着他。

    “等。”

    “等？”

    “对，等。”孙中山走回石凳坐下，“袁世凯是一个旧时代的人，他不懂共和，也不信共和。他以为有了军队、有了钱，就能为所欲为。但他忘了一件事——时代变了。民智已开，民心所向，不是他能用枪杆子压下去的。”

    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有力：“他会犯错，而且会犯大错。等他犯错的时候，就是我们再次举旗的时候。”

    沈砚之看着孙中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迷茫，没有退缩，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