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崎的冬天，比想象中要冷。

    沈砚之站在海边的一处高地上，看着远处的海港。港口里停着几艘商船，桅杆上挂着膏药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岸边的仓库一排排地延伸出去，红砖墙上爬满了枯藤，像一张张被岁月揉皱的脸。

    他来长崎已经三个月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带着残部从江西一路南撤，沿途被北洋军的追兵咬住不放，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部队从出师时的三千人，打到过赣边界时只剩下不到八百。最后在程振邦的建议下，他决定将剩余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潜入福建、广东沿海，自己则带着几个亲信，搭上了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船。

    船是英国人的，船主是一个叫约翰逊的苏格兰老头，头发花白，满脸络腮胡子，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他是程振邦早年在天津做生意的旧识，愿意帮忙，但不是因为同情革命，而是因为北洋政府断了他在长江沿线的生意。

    “这年头，谁给饭吃，我就给谁干活。”约翰逊在船上的时候跟沈砚之说，“你们革命党也好，袁世凯也好，在我眼里都一样。但我讨厌断我财路的人，袁世凯断了我的财路，所以我把你们送到长崎。这不是政治，这是生意。”

    沈砚之没有反驳。在生死存亡面前，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都是虚的，活下去才是真的。他带着十三个人上了那条船，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第八天清晨看到了长崎港的轮廓。

    上岸之后，他们住进了华侨林昌茂的货栈。林昌茂是福建人，在长崎做了二十年的海产生意，是当地华侨商会的副会长。他的货栈在港区的东侧，是一栋三层高的木楼，一楼堆货，二楼住人，三楼是一个大通间，被林昌茂改成了茶室，用来接待各路朋友。

    沈砚之和他的人就住在二楼。十三个人，挤在三间屋子里，铺盖不够，就打地铺。吃饭是林昌茂包了，每天三餐，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能吃饱。沈砚之心里记着这份恩情，但他知道，现在不是谈还情的时候。

    他来长崎，不是来避难，是来等消息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流亡日本，在东京重新集结力量。沈砚之在江西起兵之前，曾通过地下渠道与东京方面取得过联系，得到过“相机行事、自立为主”的指示。现在兵败了，他需要知道东京下一步的计划，需要知道自己的部队还有没有重新归建的可能。

    但三个月过去了，东京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沈砚之曾经派了两个信得过的人去东京联络，一个人去了就没回来，另一个人半个月后回来了，带回的消息是：“那边还在开会，还在吵，还没有结论。”

    “还在开会”这四个字，让沈砚之沉默了整整一天。

    他不是不理解。二次革命败得那么惨，党内肯定要总结经验，要分清责任，要制定新的战略。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都需要争论，都需要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但他在长崎已经等了三个月，部队散落在东南沿海，随时可能被北洋军清剿，每等一天，都是在拿兄弟们的命冒险。

    “砚之。”程振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砚之转过身。程振邦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脸上有一种沈砚之很久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高兴，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在眉宇之间的东西，像是有话要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东京来的？”沈砚之问。

    程振邦走过来，把信封递给他：“不是东京。是上海。老陈从上海寄来的。”

    沈砚之接过信封，拆开。信纸只有一页，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忙写就：

    “砚之兄钧鉴：弟已抵沪月余，与各方联络，得知兄在长崎安好，甚慰。近日沪上风传，袁氏已密令各地缉捕革命党人，兄之名列其中，望格外小心。另，东京方面已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孙公任总理，将继续举兵讨袁。具体方略尚未出台，弟当随时禀报。兄之旧部，弟已设法安置，暂勿挂念。专此，即颂。弟陈永年拜上。”

    沈砚之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老陈说，东京要重组革命党，孙公继续领导。”他转向程振邦，“但具体怎么干，还没定。”

    程振邦沉默了几秒，走到沈砚之身边，和他并肩站在高地上，看着远处的海港。

    “砚之，我跟你这么多年，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问。”

    “你说，咱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沈砚之侧头看了他一眼。程振邦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发牢骚，也不是在质疑，是真的在问一个他想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推翻满清。”沈砚之说。

    “满清已经推翻了。”

    “为了建立共和。”

    “共和建立了，又被人抢走了。”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看着远处的海港，一艘货船正在靠岸，码头上的人像蚂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