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北京城。

    秋风裹挟着煤灰和落叶，在胡同里打着旋儿。沈砚之从陆军部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走出来时，天边正压着铅灰色的云。他身上那套藏青色军装笔挺得近乎刻板，帽檐下的眉眼隐在阴影里，唯有腰间那柄将官佩刀随着脚步轻轻晃动，刀鞘上“忠勇”二字在昏黄的天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

    “沈参事，这边请。”

    等候在石阶下的副官程子安快步上前，压低声音道：“刚刚接到的消息，军法司的人去了西城兵马司胡同，把《国风日报》的印刷厂封了，抓了七个人，主编陈其美在逃。”

    沈砚之脚步未停，只从鼻腔里“嗯”了一声，目光扫过陆军部门前那对石狮子——狮子的左前爪不知何时缺了一块，露出里面灰白的水泥坯子，像这个时代的某种隐喻，外表光鲜，内里早已腐朽不堪。

    马车在青石板路上轧出单调的声响。沈砚之靠在车厢壁上，闭目养神，脑子里却飞快地转着。《国风日报》是国民党在北京的喉舌，三天前刚发了篇社论，痛斥袁世凯“名为共和，实为独裁”。查封是迟早的事，但军法司的动作比他预想的快了一天。

    这意味着什么？

    要么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要么是袁世凯对“乱党”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沈砚之更倾向于后者——自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失败，这位大总统的刀，已经越来越藏不住了。

    “参事，到了。”

    马车在一座三进四合院前停下。门楣上悬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沈宅”，字是前清翰林的手笔，端庄沉稳。这是陆军部分配的官邸，左右邻居不是前清遗老就是北洋新贵，门前的上马石磨得油亮，彰显着主人的身份。

    沈砚之下车，程子安递上一封请柬：“赵总长府上送来的，今晚七点，说是为从天津来的几位日本客人接风。”

    烫金的请柬上，陆军总长赵秉钧的私印鲜红夺目。沈砚之接过，指尖在“日本客人”四字上停顿片刻，淡淡问道：“都有谁去？”

    “陆、海、参谋三部的几位次长都在受邀之列，听说段总长（段祺瑞）也会到场。”程子安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还有，袁大公子（袁克定）昨晚从河南回来了，今天一早进了总统府，到现在还没出来。”

    沈砚之眉梢微不可察地一挑。

    袁克定在这个节骨眼回京，绝不会是省亲那么简单。这位大公子是袁世凯的嫡长子，自小被寄予厚望，在德国留过学，回来后一直帮父亲打理军务，是北洋系里公认的“太子”。他常年驻在河南督练新军，此番突然回京，恐怕与近日南方频频传出的“第三次革命”风声有关。

    “知道了。”沈砚之将请柬收入怀中，抬脚跨过门槛。

    门房老何佝偻着腰迎上来，接过他的军帽和大氅，低声道：“老爷，程将军来了，在后院书房等着，说是有急事。”

    沈砚之神色不变，只点了点头，穿过垂花门，绕过影壁，径直往后院去。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秋风里瑟瑟作响，投下斑驳的暗影。

    书房的门虚掩着。沈砚之推门进去，程振邦正背着手看墙上的地图，听见动静转过身来。三年未见，这位当年在山海关并肩作战的老兄弟瘦了些，两鬓也见了霜色，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

    “砚之。”程振邦大步上前，两人用力拥抱了一下，随即分开。

    “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沈砚之问，同时朝窗外看了一眼——程子安已经守在了院子门口，背对书房，是放哨的姿势。

    “昨天夜里，走水路从天津过来的。”程振邦在太师椅上坐下，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角，“他娘的，这一路盘查得紧，码头、车站全是军警，看见南方口音的就往死里查。我在天津卫换了三身行头，最后扮成贩枣的客商，才混上开往通州的船。”

    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提起火炉上咕嘟作响的铜壶，重新沏了壶茶。热水冲进紫砂壶，龙井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散开来，冲淡了屋里的沉闷。

    “南方情况怎么样？”

    “不好。”程振邦放下茶杯，神色凝重，“孙先生（孙中山）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但内部意见不合，黄兴（黄克将）、陈炯明他们都不赞成按手印宣誓那套，觉得是搞帮会。筹款也艰难，华侨现在对革命灰了心，说前两次把钱都打了水漂。至于军队——”他苦笑一声，“咱们的老底子在江西被打散后，剩下的弟兄藏在赣南山里，缺粮少弹，这个冬天都难熬。”

    沈砚之沉默地听着，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茶汤清澈，映出他眼底深不见底的思虑。

    “不过也不是全无希望。”程振邦话锋一转，身体前倾，声音压得极低，“湖南的蔡锷，云南的唐继尧，还有广西的陆荣廷，这些人对袁世凯都不满。尤其是蔡松坡（蔡锷），他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心里憋着火呢。上个月，他托人给我捎了句话。”

    “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