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4年）冬，北京。

    雪是从傍晚开始下的，起初是细细的雪沫子，到掌灯时分，已成了鹅毛大雪。陆军部后街那条青石板路，被雪盖得严严实实，只留下几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掩去。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东配楼的窗前，手里捏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文。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霜，他用手指抹开一小块，望向窗外。夜色里的陆军部大院，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雪幕中晕开朦胧的光圈，像一双双疲倦的眼睛。

    电文是从云南发来的，用的是他和程振邦约定的密电码。译出来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行字：

    “袁氏欲称帝，滇中已备，待兄消息。振邦叩。”

    九个字，像九记重锤，敲在沈砚之心上。

    他其实早有预感。这半年来，陆军部里的气氛越来越诡异。总长段祺瑞称病在家，已经两个月没来点卯了。次长徐树铮倒是天天来，可来了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关就是半天。各部司的公文往来突然少了许多，倒是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顾问”“参议”们，在楼里进进出出，个个行色匆匆。

    上个月，总统府那边传出风声，说要改“大总统”为“大皇帝”，年号都拟好了，叫“洪宪”。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可奇怪的是，京城各大报馆第二天全都噤了声，只在角落里登了条不起眼的启事，说是“因机器检修，暂停出版三日”。

    三日后，报纸倒是出了，可关于“洪宪”的字眼，半个都没有。

    沈砚之把电文凑到煤油灯上，看火苗一点点吞噬纸边。橘黄的光映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眉间一道深深的竖纹，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纸烧完了，灰烬落在烟灰缸里。他拿起桌上那枚铜镇纸——是父亲留下的旧物，上面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压在灰烬上，轻轻碾了碾。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格外清楚。

    沈砚之没有动，只是侧耳听着。脚步在他办公室门口停下，停顿了三五秒，然后响起敲门声。三短一长，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军官，穿着北洋军的呢子军装，肩章上是两杠一星，少校衔。他叫赵启明，陆军部军务司的科员，也是沈砚之在北京发展的第一个下线。

    “沈参事。”赵启明随手带上门，压低声音，“有情况。”

    沈砚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赵启明没坐，而是走到桌前，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今天下午，总统府机要处发到陆军部的密件抄本。”赵启明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在用气声说话，“原件在徐次长那里，这是我从机要科老刘那儿抄来的。老刘说，这份密件，全国只有十个人有资格看。”

    沈砚之翻开文件。是打印的，用的是总统府专用的打字机，那种铅字他认得——德文哥特体，全国只有三台这样的打字机，一台在总统府，一台在外交部，一台在德国公使馆。

    文件不长，只有两页。第一页是中文，大意是说，为“顺应天命”“应乎人心”，拟于民国四年元月一日，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登基大典。第二页是英文，是发给各国公使的照会副本，请各国“承认新朝，共保东亚和平”。

    落款处，盖着袁世凯的私章——“慰庭手谕”。

    沈砚之看得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是要把这些字都刻在脑子里。看完一遍，又从头看了一遍。然后他合上文件，抬起头，看着赵启明。

    “老刘怎么说？”

    “他说……”赵启明咽了口唾沫，“他说这份文件，本来是要发给各省督军的。可不知为什么，发出去的头天晚上，总统府又派人来，把所有文件都收走了。现在存在机要处的保险柜里，只有这一份抄本流了出来。”

    “为什么收回去？”

    “不知道。”赵启明摇摇头，“老刘猜测，可能是……可能是还没到时候。或者是，有人在劝袁大总统，让他再等等。”

    沈砚之没说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笃，笃，笃，节奏很稳，但每一下都敲在人心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风吹着雪花打在窗玻璃上，簌簌作响。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煤油灯灯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噼啪声。

    “启明。”沈砚之突然开口，“你帮我做件事。”

    “您说。”

    “明天一早，你去东交民巷的德国洋行，找施密特先生，就说我订的那批军械图谱到了，请他送到我府上。”

    赵启明一愣：“施密特？德国公使馆那个武官？”

    “对。”沈砚之点点头，“他会明白的。”

    这是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驻华代表汉斯·施密特约定的暗号。如果他有紧急情报要传递，就去德国洋行订“军械图谱”。施密特会以送货为名，亲自上门取情报。

    赵启明脸色变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