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营的路有四十里，沈砚之和程振邦雇了辆骡车。赶车的是个河北老农，话不多，只闷头赶路，鞭子甩得啪啪响，骡子喷着白气，在冻硬了的土道上小跑。车厢是木板的，没顶篷，冷风直往里灌，吹得人骨头缝都疼。

    “二位军爷，打北京来？”老农终于开口，声音粗嘎，像砂纸磨木头。

    “嗯。”程振邦应了一声，把军呢大衣裹紧了些。

    “京城...热闹吧？”老农回头看了一眼，脸上是那种乡下人对大地方的好奇，又掺着点怯。

    “热闹。”程振邦说，“人也多，车也多，满大街的灯，晃得人眼晕。”

    “那敢情好。”老农咧嘴笑了，露出豁了的门牙，“俺们村，一年到头也瞧不见个亮堂。天一黑，就睡，省灯油。”

    沈砚之一直没说话。他靠在车厢板上，看着道两旁的田野。腊月的华北平原，一片灰黄。麦子早收完了，地是光的，裸着，在暮色里向天边延伸，直到和灰蒙蒙的天空融在一起。远处的村庄，土坯房的屋顶上冒着稀稀拉拉的炊烟，笔直地升上去，在风里很快散了。

    这就是他们打仗换来的太平——庄稼人能回家种地，能天黑就睡，能省下灯油钱。这太平很小，很实际，可也脆弱得像这些炊烟，一阵风就没了。

    “老伯，”沈砚之忽然开口，“今年收成咋样？”

    “唉，别提了。”老农摇头，鞭子也耷拉下来，“春上旱，夏上涝，秋里又闹蝗虫。一亩地，打不了两斗麦子。交了租子，剩下的，掺着野菜，也就够吃到开春。”

    “租子重？”

    “重！”老农来了精神，话匣子打开了，“东家是前清的举人老爷，现如今改叫‘乡绅’了，可心还黑着哩。一亩地收三斗租，天年不好也不减。俺们村，有饿得没法子，把闺女卖了换粮食的...”

    他说不下去了，只狠狠甩了一鞭子。骡子吃痛，撒蹄子快跑，车子颠得厉害，沈砚之的头撞在车厢板上，咚的一声。

    “对不住，对不住。”老农赶紧勒缰绳。

    “没事。”沈砚之说。他揉着额角，那里肿起个包，热辣辣的疼。可这疼，比不过心里那处堵。

    程振邦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见没？这就是咱们保的‘共和’。”

    沈砚之没接话。他看着车外飞快后退的田野，那些光秃秃的、饥渴的土地，忽然想起南京。在南京的时候，临时政府也说要“平均地权”，说要“耕者有其田”。可等他们到了北京，这话就没人提了。报纸上天天吵的，是内阁谁当总理，是借多少外债，是派谁当督军。至于田怎么分，租子怎么减，饿肚子的人怎么活，好像都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天完全黑透的时候，到了通州营地。说是营地，其实是前清的一个旧校场，四周有土墙，墙头长满了枯草，在风里瑟瑟地抖。门口挂了盏气死风灯，昏黄的光晕里，两个哨兵抱着枪，跺着脚取暖。

    “师座回来了！”

    哨兵看见骡车，赶紧立正敬礼。沈砚之跳下车，脚冻得发麻，踩在地上像踩棉花。他回了礼，往营里走。

    营地里静悄悄的。兵舍是土坯房，一排排，像码得整整齐齐的棺材。窗子都用草帘子堵着，透出点微弱的灯光，是油灯。偶尔有咳嗽声传来，闷闷的，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沈砚之直接去了团部。团部是间稍大的土房，门口挂了块木牌，用墨笔写着“独立第一师师部”——那是他们从南京带来的，如今看着，像个不合时宜的笑话。

    推门进去，一股热气混着烟味扑来。屋里生了个炭盆，炭火不旺，红红的，冒着青烟。几个军官围坐着，正低声说着什么，看见沈砚之进来，都站了起来。

    “师座。”

    “都坐。”沈砚之摆摆手，脱了大衣，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大衣上沾满了尘土，一拍，屋里腾起一股灰。

    “会开得咋样？”问话的是副师长陈启明，辽东人，跟沈砚之从山海关打出来的老兄弟。他四十出头，脸上有道疤，从左眉划到嘴角，是在山海关攻城时被流弹划的。

    沈砚之在炭盆边坐下，伸手烤火。手冻僵了，凑到火边，又刺又痒。“裁了。”他说，声音很平静，“独立旅，一千五百人编制。三天后造册上报，余者遣散，每人二十银元。”

    屋里死一般的静。只有炭火噼啪响了一声，爆出几点火星。

    “一千五百人...”陈启明重复着，声音发干，“咱们现在，实有六千四百二十七人。”

    “我知道。”

    “那多出来的...”

    “自己养。”沈砚之说，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垦荒，筑路，开工厂，干什么都行，总之，不解散。”

    军官们面面相觑。半晌，一个年轻参谋小声说：“师座，养四千多人...钱从哪来？”

    “找。”沈砚之只说了一个字。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