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黄昏，总带着一种旧朝遗老的暮气。

    沈砚之站在“青云阁”茶楼二楼的雅间窗前，看着夕阳把青石板路染成暗红色。楼下传来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卖豆汁的吆喝声，还有报童扯着嗓子喊“看报看报！孙文黄兴通电讨袁！赣宁兵变！”，声音尖利，像要把这暮色撕开一道口子。

    “沈参谋，茶凉了。”

    身后传来温和的提醒。沈砚之转身，茶桌旁坐着个穿藏青长衫的中年人，面容清癯，戴一副金丝眼镜，正是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陈宦——袁世凯的心腹，此刻却出现在这不起眼的茶楼，与一个“前革命党”军官私会。

    “陈司长见谅，一时走神了。”沈砚之回到座位，端起那盏已经温凉的龙井，啜了一口。茶是好茶，明前狮峰，但他舌尖只尝到苦涩。

    “沈参谋还在想赣宁的事？”陈宦用杯盖轻拨茶沫，动作优雅从容，“李烈钧、黄兴在江西、江苏起兵，不过是以卵击石。大总统已命段芝贵、冯国璋分路进剿，不日即可平定。”

    沈砚之放下茶盏，指尖在杯壁上轻轻敲击——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来北京三个月了，从最初的陆军部少校参谋，到如今的中校军衔，袁世凯对他可谓“礼遇有加”。高官厚禄，公馆洋车，甚至连他身边的人都换了——原来的副官程振邦被调去保定军校“深造”，换了个叫赵四的勤务兵，寸步不离。

    他知道，这是笼络，也是监视。

    “陈某今日请沈参谋喝茶，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宦忽然压低声音。

    “陈司长请讲。”

    “沈参谋是聪明人，当知时务者为俊杰。”陈宦从袖中取出一封信，推到沈砚之面前，“这是大总统亲笔，许你陆军部少将参议，兼直隶混成旅旅长。条件只有一个——”

    沈砚之没有碰那封信：“什么条件？”

    “登报声明，与乱党孙文、黄兴等人断绝关系，并通电谴责赣宁叛乱。”陈宦盯着他的眼睛，“大总统爱才，不忍看沈参谋这样的人才，误入歧途。”

    雅间里静下来。窗外的报童还在喊，声音越来越远，像退潮的海浪。

    沈砚之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陈司长，沈某今年三十有二。二十二岁那年，我在山海关，对着三千弟兄说过一句话：这天下，该是天下人的天下。这话，到今天，沈某还认。”

    陈宦脸上的笑容淡了：“沈参谋，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烈钧在湖口兵败，黄兴在南京也撑不了几天。孙文逃往日本，二次革命败局已定。这时候站错队，是要掉脑袋的。”

    “掉脑袋的事，沈某干过不止一回。”沈砚之站起身，掸了掸军装下摆，“多谢陈司长今日的茶。信，请带回去。沈某的立场，三年前在山海关就说明了，今日不改，明日也不会改。”

    他转身要走，陈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冷了下来：“沈参谋，出了这个门，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沈砚之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推门而出。

    楼梯吱呀作响，他一步步下楼，每一步都走得很稳。茶楼大堂里，几个穿短打的汉子正喝茶聊天，见他下来，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沈砚之认得其中两个——是陆军部警卫营的人。

    赵四在门口候着，见他出来，忙拉开黄包车的帘子：“参谋，回公馆？”

    “不回。”沈砚之坐上黄包车，“去琉璃厂，转转。”

    “这都天黑了……”

    “去琉璃厂。”沈砚之重复，语气不容置疑。

    黄包车跑起来，碾过青石板路。沈砚之靠在车厢里，闭上眼睛。陈宦的话在耳边回响——“二次革命败局已定”。

    真的败了吗？他不知道。他在北京这三个月的所见所闻，是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国会成了摆设，报纸被查封，革命党人抓的抓、逃的逃。前天听说，连章太炎先生都被软禁了。

    可若真的大局已定，袁世凯又何必费心来拉拢他这样一个“败军之将”？

    车到琉璃厂，天已擦黑。这条古玩街的店铺多数已打烊，只有几家还亮着灯。沈砚之让赵四在街口等着，自己踱进一家叫“汲古阁”的字画店。

    店主是个干瘦老头，正戴着老花镜在灯下拓碑。见沈砚之进来，抬眼看了看，又低下头去：“客官，打烊了。”

    “拓的是《多宝塔碑》？”沈砚之走到柜台前，看那拓片，“颜真卿的字，骨力遒劲，可惜这拓本磨损得厉害，失了神韵。”

    老头动作一顿，抬起头，这次认真打量了他：“客官懂字？”

    “略知一二。”沈砚之从怀中取出一枚印章，放在柜台上，“老板看看，这方印如何？”

    印章是青田石，刻着“关山旧主”四字，边款是“甲寅年春沈砚之自刻”。老头拿起印章，对着灯仔细看，又看了眼沈砚之，忽然起身，关了店门，落下门栓。

    “沈先生，这边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