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的雨下了整整三天，到第四天傍晚才收住。雨停之后的天空像是被水洗过的旧绸缎，灰蓝色里透着一层薄薄的橘光，从港口方向斜斜地铺过来，落在唐馆的灰瓦上，把瓦片上的青苔映得发亮。沈砚之坐在唐馆二楼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封刚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报上的字被雨水洇湿了一角，模糊了几个字，但剩下的内容已经足够了——蔡锷在云南起兵，护国军已经打过了叙府，袁世凯的北洋军连吃了几场败仗，南方各省正在一个接一个地通电独立。他把电报对折，塞进怀里，端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煎茶喝了一口，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脚步声很重，不像日本人——日本人上楼梯是前脚掌先着地，声音轻而碎；这脚步声是整只脚掌拍在木板上，靴底钉了铁掌，每一步都带着一股子心急火燎的劲儿。门被推开，程振邦站在门口，军装没系扣子，领口敞着，脸上挂着一层汗，手里攥着一张船票，船票被他的手指捏得皱巴巴的，边角上印着“长崎—上海”的字样。

    “明天一早的船，”他把船票拍在桌上，自己拉过一把椅子跨坐上去，两条胳膊架在椅背上，喘了口气，“老沈，国内打起来了，你还坐在这儿喝茶？”

    沈砚之把茶杯放下，看着窗外港口方向那几艘正在卸货的日本商船，船上的桅杆在暮色里像一排黑色的细线，划破了天边最后一抹霞光。他说：“振邦，咱们在日本待了多久了？”

    “两年零三个月。”程振邦想都没想就答出来了——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流亡的每一天都是在心里刻着的账本，一天都不会记错。

    “两年零三个月。”沈砚之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品一个遥远而苦涩的回甘，“孙先生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跟咱们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一次冲锋就能打赢的仗，它是一场看谁能撑到最后的马拉松。现在袁世凯后院起火了，咱们回去的时机到了。”

    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口旧藤箱，藤箱的四个角都磨出了毛边，提手上的藤条断了一根，用一根麻绳重新绑过。打开箱子，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几件换洗的旧军装、一支没有子弹的勃朗宁手枪、一叠孙先生的演讲手稿，还有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青天白日旗——这面旗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南京带出来的，旗角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是当年在山海关并肩作战的一位老兄弟的血，那人姓周，名字还没来得及问全，就在雨花台倒下了。他把旗子拿出来，铺在桌上，用手掌把旗面上的褶皱一点一点地抚平，然后对程振邦说：“当年从山海关出来的老弟兄，还剩下几个？”

    程振邦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带走零碎跟着的好手只剩十几个。老赵还在湖南拉着一支民军，老孙在四川跟着熊克武干，马占彪去了广东。剩下的人散的散，死的死——去年在长崎病死的那个刘文斗，你是知道的，走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是咱们几个凑钱把他葬在唐人墓地的。”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程振邦记了一辈子的话：“人家的坟头都长草了，咱们还活着。活着就是本钱。”

    第二天天还没亮，长崎港的雾浓得像是一锅煮开的米汤，码头上的煤气灯在雾里变成一团一团模糊的黄晕。沈砚之和程振邦带着十几个流亡的同志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日本邮船，船名叫“长崎丸”，是一艘老旧的小型邮轮，吨位不大，船身的白漆已经斑驳脱落，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被海风吹散，像是一条被撕碎的黑色绸带。他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舱房在船尾，紧挨着轮机室，柴油味浓得能把人呛出眼泪来，但没有人抱怨——能回去就好。

    船驶出长崎港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海面上的雾被晨光切成一层一层的薄片，海鸟在桅杆周围盘旋，尖叫声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沈砚之站在后甲板的栏杆边，船尾的螺旋桨在海面上搅起一道长长的白色尾迹，那道尾迹在灰蓝色的海面上越拖越远，像是一条回不去的路。程振邦走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一个饭团，饭团是用海苔包着的，里面夹了一片腌萝卜，是在码头买的，已经凉透了。“老沈，回了上海打算怎么干？”他咬了一口自己手里的饭团，腮帮子鼓起来，说话含含糊糊的。

    沈砚之没有马上回答。他把饭团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用油纸包好放进口袋——这是他在流亡期间养成的习惯，永远留一半给下一顿，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嚼完了嘴里的饭，他才开口：“先联络上海的革命党。陈英士虽然牺牲了，但他留下的那批人还在。然后去云南——蔡锷那边正缺军事干部。”

    “云南？”程振邦差点被饭团噎着，“从上海到云南，少说三千里路，中间还隔着袁世凯的好几个省。你这等于是要从敌占区穿过去。”

    “对。穿过敌占区，一边走一边拉队伍。咱们当年在山海关才多少人？三千乡勇。三年打下来，扩充到多少人？八千。八千人对付北洋军的两个师，打光了不打紧，只要还剩下一个，他就能再变成三千个——这就是革命的命，越打越旺，永远灭不了种。”

    程振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