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上海，是一座浸泡在黄浦江潮水与西洋人咖啡香气里的城市。外滩的钟楼敲响十下时，沈砚之正站在礼查饭店三楼的窗前，望着苏州河上往来穿梭的舢板。河对岸，英国领事馆的旗杆上，米字旗在暮春的风里有气无力地飘着。

    房间里弥漫着雪茄和旧书页的气味。程振邦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份三天前的《申报》，头版头条是“洪宪帝制撤销，袁氏仍任大总统”，字里行间透着上海报人特有的、既庆幸又讥诮的语气。

    “看完了？”沈砚之没有回头，手指在窗玻璃上轻轻敲击，那是他在山海关时就养成的习惯，思考时总爱敲点什么。

    “看完了。”程振邦放下报纸，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袁大头这回是栽了。八十三天皇帝梦，梦醒了，可天下已经不是从前的天下了。”

    “天下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天下。”沈砚之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角细密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三十四岁，按说正是男人最鼎盛的年纪，可他看着像四十出头——流亡日本的两年，西南征战的三年，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硝烟和离乱。

    “蔡将军那边有消息吗？”程振邦问。

    沈砚之从西装内袋取出一封电报，纸已经揉得发皱，边缘毛了，显然被人反复读过许多遍。他递给程振邦，自己走到茶几前倒茶。是上好的龙井，但他喝得毫无滋味，像喝白水。

    程振邦展开电报，上面只有短短两行字：“松坡病笃，恐难久持。弟宜速归，滇中诸事待兄主持。锷。四月十五日。”

    “蔡将军他……”程振邦的声音哽住了。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慢慢放下茶杯。茶杯在碟子上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窗外，苏州河上传来汽笛声，是怡和洋行的货轮在鸣笛进港，声音沉闷悠长，像某种哀鸣。

    “医生说是喉疾，在四川时就落下的病根。”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但程振邦听得出那平静下的暗涌，“日本那边请了最好的医生，但……希望不大。”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沈砚之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半旧的驼绒大衣，“船票已经订好了，太古洋行的‘四川’号，明早十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经香港到海防，再从滇越铁路进云南。”

    “这么快？”程振邦有些意外，“上海这边的事……”

    “顾不上了。”沈砚之穿上大衣，对着穿衣镜整了整领子。镜子里的人眼神疲惫，但腰板挺得笔直，像山海关的城墙，经了风雨，受了炮火，可骨架还在那里，撑着不肯倒。“孙先生那边我已经辞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至于其他……”

    他顿了顿，从镜子里看着程振邦：“振邦，你记得我们离开山海关那天，我父亲对我说的话吗？”

    程振邦当然记得。宣统三年那个雪夜，沈老爷子把祖传的佩剑交给儿子，说：“砚之，这把剑传了七代，从没沾过自己人的血。今天给你，不是让你去杀人，是让你去救人。救这天下，救这百姓。”

    “记得。”程振邦说。

    “那你也该记得，我答应过他什么。”沈砚之转过身，大衣的下摆带起一阵风，空气里细小的尘埃在灯光下飞舞，“我说，此去无论成败，但求无愧于心。现在蔡将军在病中，护国军群龙无首，西南局势一触即发。我若还在这里，为一己之安，那就是愧对父亲，愧对松坡，也愧对那些死在川南的弟兄。”

    他说到“死在川南的弟兄”时，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动。程振邦知道他想起了谁——李栓子，那个从山海关就跟着他们的猎户，去年在纳溪战役中，为掩护主力撤退，带着三十个弟兄冲进北洋军的机枪阵地，再也没回来。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家里刚说了门亲事，姑娘还在等着他打完仗回去成亲。

    “我明白了。”程振邦站起身，“我这就去收拾。”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从抽屉里取出*枪，递给程振邦，“这个你带着。上海不比云南，这一路上不太平。”

    那是一把勃朗宁M1910，八成新，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程振邦接过枪，沉甸甸的，枪油的味道很浓。他把枪插在后腰，用西装下摆盖住，问：“你还有吗？”

    沈砚之撩开大衣，腰间别着一把同样的枪：“孙先生送的，说是临别礼物。”

    两人相视苦笑。这世道，送枪比送别的都实在。

    程振邦离开后，沈砚之在房间里又站了一会儿。窗外，外滩的灯火次第亮起，先是大马路的煤气灯，然后是各洋行、银行大楼的电灯，最后是黄浦江上轮船的桅灯。星星点点的光倒映在江面上，被夜航的船犁碎，又聚拢，像一江碎银子在流淌。

    这是上海的夜，繁华得近乎奢侈，也冷漠得近乎残酷。沈砚之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从冬天到春天，看着梧桐树从秃枝到发芽，看着街上的女人从棉袍换成夹衫，看着报纸上的标题从“帝制将成”到“帝制取消”。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