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楼的灯光，在天津的夜里亮得像一团揉碎的胭脂。

    沈砚之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栋三层小楼。楼是西洋样式，却挂着大红灯笼，灯笼上写着“百花楼”三个金粉大字。楼下停着不少车轿，有西式的马车，也有中式的轿子，穿绸缎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脂粉香混着酒气，飘过整条街。

    “司令，真要进去？”程振邦压低声音。他换了一身黑色绸衫，腰里别着两把盒子炮，脸上那道从山海关带下来的疤，在灯笼光下格外显眼。

    “不进去，怎么见王连长？”沈砚之整了整长衫的领子。他现在是“南洋富商沈文轩”，刚从新加坡回来，做茶叶和橡胶生意。陈其美给他的假身份很周全，连新加坡的商会证明都有，经得起查。

    林文渊跟在他们身后，捧着个檀木匣子，里面是送给王连长的“见面礼”——一对镶翡翠的金镯子，值五百大洋。这是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最后一点家当，原本打算应急用，现在得先拿出来喂狼了。

    “记住，”沈砚之最后交代，“进去后，多看少说。程大哥，你守在外面，万一有事，发信号。”

    “是。”程振邦点头，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

    三人穿过街道，走向百花楼。门口站着两个龟公，穿红戴绿，脸上抹得跟猴屁股似的。看见沈砚之，一个龟公迎上来，皮笑肉不笑：“这位爷，里面请。是听曲儿还是打茶围？”

    “找王连长。”沈砚之用南洋口音的官话说，“陈掌柜定的雅间。”

    龟公脸色立刻变了，腰弯下去三分：“原来是王连长的贵客，楼上请，楼上请。”

    楼里的空气更浑浊。烟味、酒味、脂粉味，还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腻香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大厅里摆着几张桌子，几个穿旗袍的姑娘在弹琵琶，咿咿呀呀唱着小调。客人大多搂着姑娘喝酒，猜拳声、调笑声、杯盘碰撞声，吵得人脑仁疼。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是包间，门都关着，隐约能听见里面的动静。龟公把他们领到最里面一间，门上挂个牌子，写着“牡丹厅”。

    “王连长在里面候着呢。”龟公推开门，弯腰做了个请的手势。

    沈砚之走进去。屋里比外面安静多了，摆着张红木圆桌，桌上已经上了几个凉菜。靠窗的榻上，半躺着个穿军装的男人，三十来岁，胖，脸圆得像发面馒头，正搂着个姑娘喝酒。姑娘年纪不大，最多十八九，穿一身水红绸衫，头发松松绾着，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可眼睛里的怯意藏不住。

    “王连长，久仰。”沈砚之拱手。

    王连长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他。那双眼睛很小，藏在肉地缝里，可很精，像老鼠，滴溜溜转了一圈，把沈砚之从头到脚扫了一遍。

    “你就是陈掌柜说的沈老板？”王连长没起身，只是挥挥手，让姑娘下去。姑娘如蒙大赦，低着头匆匆出去了。

    “正是在下。”沈砚之在桌边坐下，林文渊把檀木匣子放在桌上，退到门口站着。

    “南洋回来的？”王连长坐直了些，给自己倒了杯酒，“做什么生意？”

    “茶叶，橡胶，什么都做点。”沈砚之接过林文渊递上的雪茄，点上，慢慢抽了一口，“这次回天津，想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听陈掌柜说，王连长路子广，特来拜会。”

    “拜会？”王连长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沈老板客气。不过我这人实在，不喜欢拐弯抹角。找我，什么事？”

    沈砚之使个眼色，林文渊上前打开檀木匣子。金镯子在灯下闪着诱人的光，翡翠绿得滴水。王连长的眼睛立刻直了，但很快又恢复正常，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沈砚之说。

    王连长放下酒杯，拿起一只镯子，对着灯看了看，又掂了掂分量，这才咧嘴笑了：“沈老板大手笔。说吧，要我办什么事？只要不是杀人放火，都好说。”

    “想从西沽仓库提批货。”沈砚之压低声音，“是些机器零件，从上海运来的，压在仓库两个月了，货主急用。”

    “机器零件？”王连长的小眼睛转了转，“什么零件，要劳烦沈老板亲自跑一趟？”

    “纺织机的零件。”沈砚之早就编好了说辞，“我在济南开了家纱厂，机器是从英国买的，坏了个零件，国内配不到，只好从上海托人买。谁知运到天津，卡在仓库了。王连长也知道，现在时局乱，到处设卡，货出不去，厂子就得停工。一天停工，损失就是上千大洋。”

    这番话半真半假。沈砚之确实研究过纺织业，在日本时还去过大阪的纱厂考察。他说得滴水不漏，连机器型号、零件名称都报得上来。

    王连长听得很认真，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西沽仓库，现在是军事管制区。里头的东西，别说提货，就是进去看一眼，都得上面批条子。”

    “所以才来找王连长。”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个信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