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都三月中旬了，叙永城外的桃花还缩在枝头的皮苞里不肯冒头，像是被去年冬天的炮弹吓破了胆。永宁河的水倒是不管这些，照常哗哗地往南淌，浑黄的水面上漂着上游冲下来的断木头和几片没人认领的船板。

    沈砚之站在城西土地庙的廊檐下，把军装最上面那颗扣子解开又扣上，扣上又解开。他这身北洋军装是五天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那人是北洋军第七师的一个参谋官，在纳溪城外踩了护国军的雷，炸得面目全非，但军装完好无损，连肩章上的编号都清清楚楚。程振邦说这是天意，老天爷都在帮他们蒙混过关。沈砚之却说这是晦气，死人衣服穿在活人身上，走哪儿都觉得后背发凉。

    “你这叫精神过敏。”程振邦当时是这么说的，“死人要是真有灵，他该谢谢你替他好好穿着这层皮，总比扔在泥里烂掉强。”

    沈砚之没有反驳，但每次低头看到袖口那道暗褐色的血渍，心里还是会翻一下。不是怕，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膈应——像是一个戏子穿错了别人的戏服，台词念得再溜，台步走得再稳，心里也清楚这戏台不是自己该站的地方。

    “沈营长。”

    背后传来一个毕恭毕敬的声音。沈砚之花了半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叫自己，转过身去的时候已经把脸上那点心不在焉收了个干干净净，换上了一副标准的北洋军官面孔——眉毛微微蹙着，嘴角往下撇，眼珠子不动则已，一动就带着一股“老子正忙着你最好说正事”的冷淡。

    叫他的是一名川军的小排长，二十六七岁，满脸堆笑，袖口磨得发白，站在两步远的地方搓着手：“刘旅座请您过去一趟，说是纳溪那边又送来了一批弟兄，得跟您商量补充兵额的事。”

    沈砚之“嗯”了一声，不紧不慢地从廊檐下走出来，军靴踩在土地庙门口的石板上，发出两声闷响。走出两步又回头问：“刘旅座现在在哪个位置？”

    “在关帝庙，跟几个省城来的先生吃茶。”

    省城来的先生。沈砚之心里打了个突。刘存厚的防区里，能被他请到关帝庙里吃茶的“省城来的先生”，不是督军府的特使就是督军府的密探，绝无第三种可能。

    他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转身朝关帝庙的方向走去。

    叙永城不大，从土地庙到关帝庙也就两里路，中间要穿过一条被炮弹炸塌了半边的老街。街两边的铺子全关着门，有几家的门板被卸下来做了伤兵的担架，门框上还留着干涸的血手印。只有一家卖抄手的铺子还开着，老板蹲在门口择菜，看见沈砚之走过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沈砚之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老板忽然低声说了一句：“庙里有五个人，两个带了短枪。”

    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但沈砚之听得很清楚。他没有停留，脚步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右手不自觉地在大腿外侧轻轻扣了三下——这是他和程振邦约定的暗号，意思是“情况有变，等我信”。

    关帝庙在叙永东街的尽头，庙门前的石狮子被炮弹炸掉了半个脑袋，露出的石茬子上落了一层灰。庙里倒是打扫得干净，正殿里供着关公的泥塑像，青龙偃月刀斜指殿外，刀尖上挂了一个不知是谁系上去的平安结。

    刘存厚坐在正殿旁边的偏厅里，面前摆着一套紫砂茶具，水已经烧开了，壶嘴里往外冒着白汽。他身旁坐着两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一个戴金丝眼镜，一个留八字胡，两人的坐姿都带着成都官场上特有的矜持——背不靠椅背，手不离膝盖，像是在随时准备站起来述职或者逃跑。

    还有两个穿短褂的年轻人，果然带了短枪，一左一右站在偏厅门口。他们看沈砚之的眼神很客气，但手指一直没离开过腰间。

    “老沈，来来来，给你介绍两位省城来的李特派员和郭秘书长。”刘存厚站起来招呼，脸上的笑容比上次打仗分战利品时还要热情三分，“两位先生专程从成都赶来，给我们送来了督军的亲笔信。”

    沈砚之走进偏厅，对两位“省城来的先生”行了个军礼。礼数周全，态度却不卑不亢，一看就是南方革命军出来的作风，软中带硬，客套里藏着底线。

    戴金丝眼镜的李特派员上下打量了沈砚之一遍，目光在他的肩章上多停了一瞬。那对肩章是北洋军的制式，但沈砚之的肩膀宽，撑起来比北洋的人多了一股说不出是哪儿不对的劲儿。李特派员大约也想不出来，只觉得这位姓沈的营长走路和别人不太一样——脚步重，但重心稳，像是随时都在踩刹车的马。

    “沈营长年轻有为。”李特派员推了推眼镜，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四川督军府军务处一等参议李秉文”。“督军听说刘旅座麾下有一支劲旅，屡建奇功，特命我等前来慰问。大军饷械一并点验，三月军饷已核发至叙永，另有步枪三千杆、子弹充足，拨给刘旅座补充川南守备之用。”

    一出手就是三千杆枪。沈砚之在心里迅速做了个换算：三千杆汉阳造，足够装备一个满编团。就算刘存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