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北京居仁堂。

    袁世凯在文武百官的朝贺声中，正式登基称帝，改元“洪宪”。

    同一时刻，云南昆明讲武堂内，

    沈砚之捏碎了手中的陶杯，任由鲜血顺着手掌滴入酒碗。

    “诸位，”他举起酒碗，声音嘶哑，“今日之后，

    这天下，再无北洋，只有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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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的昆明，难得地飘起了细碎的雪花。

    雪花落在讲武堂操场的青砖地上，还没来得及铺白，就化作了湿漉漉的水渍。但这湿冷，却似乎渗不进堂内数百名军官的骨髓。此时，整个讲武堂礼堂里弥漫着的，是一种比昆明的冬天更彻骨的寒意。

    沈砚之站在礼堂侧门的阴影里，背靠着冰凉的砖墙，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爆竹声。那不是庆祝的爆竹，是城里有钱人家在放。消息是中午到的，蔡锷将军亲自证实：北京，居仁堂，袁世凯接受了“推戴”，定于今日正式登基，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袁项城……终究是走到了这一步。”身旁，罗佩金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着，动作沉稳，但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上缠着一圈新鲜的布条，布条缝隙里，隐隐透出暗红色。半个时辰前，他正在隔壁房间擦拭那把跟随他多年的勃朗宁手枪，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手上的劲道没控制好，枪身在木桌上重重磕了一下，虎口震裂，血流如注。他只是随手扯了块布条缠上，好像感觉不到疼。

    疼的是心里。

    他想起宣统三年的山海关，想起那些跟着他死在城墙下的乡勇，想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每个人都以为共和万年，以为从此再无帝制。他想起在北京陆军部任职的那些日夜，袁世凯那张看似憨厚的脸上，藏着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权欲。他也曾想过，或许袁大总统只是想集权，并非真心想当皇帝。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那个他曾经寄予厚望、以为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强人，亲手把共和的招牌砸了个粉碎。

    “砚之，”罗佩金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而沉重，“松坡公（蔡锷字松坡）马上就要出来了。今日之后，云南就是首义之地，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死关头。你……想好了吗？”

    沈砚之抬起头，目光越过罗佩金，看向礼堂内密密麻麻的人群。那是云南全省的军官，从师长到连长，此刻都屏息凝神，等待着那个决定他们命运，也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出现。空气粘稠得像是凝固了，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他想好了吗？

    他想起流亡日本时，在东京的小酒馆里，孙中山先生握着他的手说：“北洋军阀，不过是前清的遗蜕，不彻底铲除，中国永无宁日。”他想起回到西南后，看着这片贫瘠的土地，看着被苛捐杂税压得直不起腰的百姓，他曾想过，或许偏安一隅，保境安民也是一种选择。

    可现在，袁皇帝的一道诏书，把这条路也堵死了。

    “想好了。”沈砚之的声音不高，却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金石之声，“袁氏背叛民国，即为天下公敌。云南虽贫，却不能无节。我沈砚之这颗头颅，早就该在战场上掉了，能挂在‘护国’这两字旗下，值了。”

    话音未落，礼堂正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蔡锷在李烈钧、唐继尧等人的陪同下，缓步走入礼堂。他没有穿军装，而是一身半旧的灰色长衫，面容清癯，颧骨高耸，看起来更像个教书先生。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将军，体内有着怎样惊人的能量。他患病的消息早已传遍云南，可此刻，他走得极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所有人的心跳上。

    全场肃立。

    蔡锷走到讲台中央，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面孔。他的眼神很淡，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怒发冲冠，却有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安静下来的力量。

    “各位同仁。”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久病后的虚弱，却异常清晰，“今日召大家前来，不为别事，只为一件事——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神州陆沉，就在旦夕。”

    礼堂里死寂一片，只有窗外零星的爆竹声，像是在嘲笑这庄严的时刻。

    “我蔡锷，”他顿了顿，咳嗽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手帕上隐隐透出血丝，但他毫不在意，继续说道，“深受国恩，亦受袁氏知遇之恩。然，君臣之义，私也；共和之义，公也。私恩不能废公理，旧谊不能害国法。”

    他抬起头，目光如电，直射向台下：

    “今日，蔡锷在此立誓，愿率滇中健儿，抛头颅，洒热血，为民请命，铲除帝制！有附逆者，人人得而诛之！有畏缩者，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话音落下，他率先单膝跪地，右手抚胸，向着南方——那个名义上仍是民国首都的北京，行了一个沉重的军礼。

    “护国讨袁，虽死无悔！”

    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