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6年，民国五年，初春。

    云南的枪声，像是插进袁世凯洪宪皇帝梦的第一把刀子。

    蔡锷在护国军誓师大会上咳着血发表讨袁檄文的消息传遍全国时，沈砚之正蹲在直隶滦州一处废弃的砖窑里，对着手里一封密信皱紧了眉头。

    信是程振邦派人送来的，走的是山东盐帮的暗线，从济南府辗转三天三夜才送到他手上。信笺上只写了八个字——

    “袁逆调兵，速做决断。”

    沈砚之把信纸凑到窑口的火光前烧掉，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纸张，映得他半边脸上那道从山海关带下来的旧刀疤格外醒目。他今年三十四岁，从二十二岁在山海关起兵算起，已经在血与火里滚了整整十二年。两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三年，回国后又隐姓埋名在直隶一带重新串联旧部，到如今，他手下重新聚拢起来的弟兄不过七百余人，长短枪加起来不到四百支，子弹更是少得可怜。

    这点家底，打一场像样的仗都嫌寒碜。

    可袁世凯不等人。

    今年元旦，袁世凯改元洪宪，登基称帝，全国哗然。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之后，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护国战争的烽火已经从西南烧了起来。袁世凯为了扑灭这场大火，一面调集北洋精锐南下镇压，一面在北方加紧搜捕革命党人，凡是与二次革命有过牵连的，一律格杀勿论。

    沈砚之的名字，在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排得很靠前。

    “大哥，不能再等了。”

    说话的人蹲在沈砚之对面，三十出头的年纪，浓眉阔面，一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正是当年跟着沈砚之从山海关一路打出来的老弟兄赵铁柱。他嘴里嚼着一根枯草杆子，目光灼灼地盯着沈砚之。

    “弟兄们窝在这破窑里快两个月了，再窝下去，人心就散了。”赵铁柱把草杆子吐出来，压低声音说，“云南那边打起来了，咱们在北边也得闹出点动静来，给袁大头添添堵。大哥，你说句话，弟兄们把命交给你了！”

    沈砚之没有马上回答。

    他站起身，走出窑口，初春的风还带着凛冽的寒意，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砖窑外面是一片荒芜的河滩地，枯黄的芦苇在风里沙沙作响，远处滦河的冰面已经开始解冻，裂开一道道黑色的缝隙。他的七百弟兄就分散藏匿在沿河十几个村子里，有的扮成佃户，有的混进码头当苦力，有的干脆躲在地窖里不见天日。这些人跟着他吃了太多的苦，二次革命失败后，很多人被打散了，有的逃回了老家，有的被抓去砍了头，剩下这些是铁了心跟他走到黑的。

    他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铁柱，”沈砚之转过身，目光沉静得像结了冰的滦河，“你去把张先生请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张先生大名叫张慕陶，四十五岁，前清举人出身，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是老资格的党人。二次革命时他在天津负责联络工作，革命失败后本来已经脱离了组织，在滦州城里开了一间私塾聊以糊口。但沈砚之到了滦州之后，这位老夫子二话不说，关了私塾，重新拾起了当年的老本行，替沈砚之四方打探消息、联络各方势力。

    一个时辰之后，张慕陶裹着一件旧棉袍，骑着一头瘦驴赶到了砖窑。他从驴背上跳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沈砚之。

    “你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报纸，就着窑口的火光展开。那是一份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头版头条用粗大的铅字印着一行标题——“蔡锷护国军攻入川境，北洋军数万迎战”。

    “蔡锷已经打进四川了，”张慕陶急促地说，胡须上还挂着呼吸凝结的白霜，“袁世凯从直隶调走了三个混成旅南下增援，现在滦州、唐山、秦皇岛这一带的驻防空虚得很。我打探清楚了，滦州城里只驻扎着北洋陆军第七师的一个团，团长叫武占魁，是个刚从军校毕业没两年的生瓜蛋子，手底下连军官带士兵满打满算不到一千五百人。”

    “武占魁？”沈砚之眉头一挑，“这个名字我听过。他是段祺瑞的门生，去年才从保定军校调过来的。”

    “对，就是他。”张慕陶点头，“此人志大才疏，仗着段祺瑞的关系在军中横行霸道，对地方百姓搜刮得厉害，滦州城里民怨沸腾。而且，他那个团的军纪极差，当兵的白天在街上调戏妇女，晚上翻墙入户偷鸡摸狗，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就是敢怒不敢言。”

    沈砚之把报纸还给张慕陶，沉默了片刻，忽然问了一句：“滦州城里的巡警局有多少人？”

    “巡警局？”张慕陶一愣，随即答道，“大概百十号人，都是些地痞流氓出身，欺负老百姓是把好手，真打起仗来一触即溃，不足为虑。”

    “武占魁的团部设在什么地方？”

    “城北的旧县衙，四面有围墙，门口修了两个砖石碉堡，架着两挺马克沁机枪。”张慕陶显然做了扎实的功课，对答如流，“城防工事倒是一般，滦州本来就不是什么军事重镇，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