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军自川南撤入滇南的第三天，天降暴雨。

    沈砚之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棚下，看着雨水顺着棚沿倾泻而下，把整片营地浇成了一片泥泞。部队在川南打了整整四十一天的拉锯战，打光了三个团的弹药储备，两个营的兵力折损过半，换来的战果是迟滞了北洋军南下的脚步，为蔡锷将军的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

    但这个代价是沉重的。

    “报告参谋长，后卫部队已全部撤过盘江，浮桥拆除完毕。”一个浑身湿透的通讯兵跑进来，在泥地上踩出一串水印。

    沈砚之点了点头，在作战地图上标出最后一个撤出点。他今年三十四岁，脸上已经有了几道刀刻般的纹路，鬓角也染了些许霜白。从山海关起兵至今，不过短短数年，当年那个在校场誓师的年轻书生，已经被硝烟和血火磨成了一柄沉默的刀。

    “给蔡将军发电，”他收起笔，对身边的林秋月说道，“我军已于滇南预定位置完成集结，待命。另附一句——川南一别，将军病体未愈，万望保重。”

    林秋月接过电文，却没有立刻转身去发报。她看了沈砚之一眼，低声说：“参谋长，蔡将军的病……是不是比外面传的还要重？”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望着雨幕，半晌才说了一句：“去发报吧。”

    帐篷里重新安静下来。沈砚之从怀里掏出那只磨得锃亮的旧怀表，打开盖子，看了一眼表盘内侧嵌着的那张小小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上面的年轻女子眉眼温婉，嘴角含笑。这是他离开山海关时，妹妹沈若薇亲手塞进他行囊的。那一年她才十七岁，如今应该已经嫁人了吧？这些年他转战南北，回家的路越来越远，有时候半夜醒来，他甚至要想上几秒，才能记起那个小城的轮廓。

    夜色沉下来的时候，雨渐渐小了。营地里的篝火被雨水浇得半死不活，发出滋滋的声响，火星子随风飘散，像一群无家可归的萤火虫。沈砚之带着两个卫兵巡视各营防务，走到辎重营时，忽然停住了脚步。

    辎重营的哨兵少了一个。

    “三号哨位的刘大柱呢？”沈砚之的声音骤然冷下来。

    辎重营的值星排长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脸色白得像纸。“报告参谋长，十分钟前还在的，我这就去——”

    “不用找了。”沈砚之打断他，蹲下身，用手指在泥地上划了一下。泥地上有一串脚印，不是军靴的花纹，而是当地百姓常穿的那种草鞋印。这串脚印从营地边缘的灌木丛延伸过来，在三号哨位附近停留了片刻，然后折返回了灌木丛。

    “有人摸进来过。”沈砚之站起身，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在场人的耳朵里，“叫醒所有营级以上军官，马上到指挥棚。吹熄号，全营进入临战状态。不要点灯，不要吹号，用口令传令。”

    他转身往回走时，林秋月从黑暗中快步赶来，手里攥着一张译好的电文，脸色比那个值星排长还要白。

    “参谋长，川南急电。北洋军第八混成旅已于昨日傍晚开拔，行军方向是——”她的声音顿了一下，“滇南。”

    指挥棚里没有点灯，七八个军官围着一张桌子站着，在黑暗中只能看到彼此的轮廓。沈砚之把那张电文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火柴，划亮了，借着微弱的火光点上了一盏油灯。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篷布上，又高又长，像一座沉默的山。

    “北洋第八混成旅，兵力约三千人，由旅长孙振彪亲自率领。”沈砚之指着作战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他们的行军路线是从川南叙永出发，沿赤水河南下，直插滇南腹地。按行程计算，最迟明晚就能抵达我们当前的驻地。”

    “三千人，”三团团长赵鸿声皱紧了眉头，“我们在滇南的兵力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千，弹药储备只剩三个基数。要打，是苦战；要撤，往哪撤？”

    “撤不了。”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身后就是滇南百姓，蔡将军的主力正在昆明休整，如果我们这道防线被突破，北洋军就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护国战争的南线就全完了。”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驻地往北延伸，进入一片标注着等高线的山区。“孙振彪这个人我打过交道，为人狂傲，不把南方军队放在眼里。他的第八混成旅虽然是北洋精锐，但成军时间短，士兵骄纵，不擅山地作战。我们要利用地形，在这片山林里打他一个伏击。”

    “山地伏击？”赵鸿声凑近了看地图，“可这里是原始密林，道路艰险，我们自己也很难展开兵力。”

    “所以我们不能等他到了驻地再打。”沈砚之的铅笔点在一个山口的位置，“这里是孙振彪的必经之路，叫鬼愁岭，两侧山势陡峭，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驿道。我们在岭上布置两道火力线，岭下挖陷坑，埋炸药。等他前军进入伏击圈，炸掉前后的出路，把整支部队切成三截。”

    帐篷里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营长犹豫着开口：“参谋长，动炸药的话，动静太大了。一旦开打，附近几个县都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