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县城的反应比预想中平淡得多。

    电视台的通告播了，举报电话也公布了，但真正拿起电话的人没几个。倒不是怕报复——范锦山和王枭都进去了，手底下的人跑的跑、抓的抓，还能翻出什么浪来？但更多的人就算知道也不会在去拨打这个电，因为华夏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去主动提及怕麻烦就跟我们华夏人喜欢看热闹是一个性质。

    而且南广就这么大，沾亲带故的，拐几个弯总能扯上关系。你举报了，万一牵连到谁家亲戚，以后在街上碰见了怎么打招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心态下，举报电话响了几声，也就哑了。

    就在这种不咸不淡的沉默里，凯撒全部基本装修完毕了。

    从西城那个小小的按摩店，到东郊这栋四层楼的场子，前后几个月的时间，像过了好几年。墙上的漆干了，隔音板装好了，灯亮了，沙发摆进去了，吧台的酒架上一排排酒瓶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

    一楼大厅的水晶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擦得锃亮，每一颗水晶都在午后的阳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落在深色的大理石地面上，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二楼KTV的包间里，音响调试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声音清澈得不带一丝杂音；三楼客房的床单是新买的，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像一块块还没有被人动过的雪地；

    四楼的赌场还空着，茶室的紫砂壶已经摆上了架子，像是等着第一个客人来揭开盖子。

    筹备开业的事情千头万绪。人员要定，姑娘们要重新安排，酒水供应商要谈，关系要重新打通。范锦山和王枭倒了，县城的灰色地带空出来一大片，谁都想往里挤。我们只是其中之一，但至少，我们是第一个准备好的。

    就在我们忙着筹备开业那几天，县政府那边出了事。

    那天上午，两辆黑色轿车开进了县委大院。车子不算新，普通的桑塔纳，车身落了一层薄灰，轮毂上沾着泥点子，跟院子里进进出出的那些车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车窗贴着深色的膜，从外面看不清里面坐着什么人。

    车停稳后，下来了几个男人。他们穿着深色的夹克，手里拎着黑色的公文包，脚步不快不慢，径直朝县委大楼走去。门口的保安看了他们一眼，没拦——进出大院的车和人太多，他认不全。

    几个人上了楼，没在任何一个办公室门口停留，一路走到走廊尽头。左边那间办公室的门上挂着牌子：政协委员 刘志远。右边那间是：县长 马国良。

    两个人推开了左边的门。

    刘志远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手里捏着一支钢笔，桌上摊着几份红头文件，旁边的茶杯冒着热气，茶叶舒展开来，沉在杯底。他只穿着一件深色的羊毛衫，外套挂在衣架上。

    门被推开的时候，他皱了皱眉，以为是哪个不懂规矩的年轻人没敲门就进来了。他抬起头，刚要开口训斥，看见门口站着的那两个人，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那两个人没穿制服，但那种气质——目光平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两块没有温度的石头——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的手抖了一下，钢笔在文件上划出一道多余的墨痕。

    “你们是……”

    为首的那个人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个证件，亮了一下，没有递过去，就那么举在刘志远面前，让他看清楚。

    “刘志远同志，我们是市纪委的。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需要跟我们走一趟。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刘志远的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他的手停在半空中，钢笔从指间滑落，在文件上弹了一下，滚到桌面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墨迹。

    他慢慢摘下眼镜，放在桌上，动作很轻很轻，像是怕弄出声响来。他看着那两个人，嘴唇动了几下，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当范锦山落网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会有今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他站起来，把羊毛衫的领子理了理，然后伸出手，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档案袋——薄薄的，封面上什么都没写。

    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朝那个方向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走吧。”他的声音不大，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被带走的人。

    他走到衣架旁边，取下外套，慢慢地穿上，扣好扣子，动作一丝不苟，像是在完成最后一个仪式。然后他转过身，看了一眼这间他坐了好几年的办公室——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文件上、照在那杯还没喝完的茶上、照在墙上那面锦旗上，一切都安安静静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走出办公室，没有回头。

    隔壁房间里，马国良的反应还不如刘志远。

    他正站在窗户前面接电话，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背对着门口，姿态很放松。听见门响，他转过身，看见那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