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讲大后方的局势有利于根据地，民心士气舆论都如此。

    同时在三巨头在黑海谈漠北可能问题，被搁置下来。

    就这样被屏蔽了。

    我改了多次，人家就不让通过。

    只能这样了。

    ……

    如他们三个人一样，现在从国统区向根据地涌入的不只是几个人，也不是一批人，而是一股洪流。

    而另一股洪流，却不是民主党派在四处发声。

    那些曾经站在国民党右派背后、支持他们把屠刀挥向工农的资产阶级。

    他们面对陪都的官僚资本如铁幕般层层挤压时，有人已经走了出去。

    有人却还在犹豫不决。

    但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为你不抓住机会，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是他们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重庆上清寺附近一栋不起眼的别墅里，星五聚餐会的气氛正悄然变化。

    这个由当时的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五个主要工商团体组成的组织，每周五举行，以聚餐为名，实为专题座谈和演讲会。

    讨论内容涵盖经济形势、工业政策、国货推广、战后建国等重大议题。

    现在围坐的不再只是抱怨统制政策与工调勒索的工厂主们。

    话题逐渐从如何申请更多官价外汇，转向了一些更敏感的内容。

    “听说，苏北那边，对新开的纱厂有免税三年的优待？”一位棉纺厂主压低声音。

    “何止。天津来的朋友私下讲，只要开工复产，民主政府帮忙解决原棉，还负责包销一部分。”另一位接口道，随即又警觉地看了看门口。

    这些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中共控制区域的巩固和扩大，尤其是华北、华东一些城镇和乡村根据地的经济政策，通过商人、返乡难民甚至一些秘密渠道，零碎地传到后方。

    最初，实业家们将信将疑，认为这或是宣传，或是局部特例。

    但越来越多的交叉信息，开始描绘出一幅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图景。

    那里没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全面垄断，没有四行两局的信贷盘剥，对民族工商业的口号是保护、发展和劳资两利。

    要说起来，让这些资本家最痛恨的就是四大家族控制金融行业，这让在抗战中的他们，本来就无力融资，却又要受他们盘剥一道。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强化了官僚资本对国家的控制，特别是四行两局，四行是中央银行（孔家）、中国银行（宋家）、交通银行 （宋家）、中国农民银行（陈家） 。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

    两局是中央信托局 （孔祥熙的禁脔）、邮政储金汇业局（邮汇局的控制权在宋子文系） 。

    他们通过控制其他银行已经形成了金融网络，发展的最大障碍。

    真正促使工商界巨子们认真思考东迁或合作的，是现实的绝望与对未来格局的预判。

    国民党的统治，在他们看来，已是与民争利、竭泽而渔。

    而中共，正显示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秩序构建能力和对生产者的务实态度。

    特别是根据地的工业正在极为蓬勃地发展，需要非常多原料，这里面有太多的商机。

    如果他们不能抓住这个机会，那么他们必然就会被淘汰。

    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核心人物们，开始进行极其隐秘的权衡与串联。

    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迁到西南的工厂里那些宝贵的、历经千辛万苦内迁的机器设备，再运出去？

    走长江水路，关卡林立，军政机关盘查严苛。

    陆路则更为艰险。

    但一些消息显示，如果能抵达鄂北、豫南或苏北某些交界地带，可能会有朋友接应，甚至存在一些不经过国民党严格封锁线的秘密商路。

    与那边接触，甚至考虑将产业部分转移，是杀头的大罪。

    一旦被军统、中统侦知，不仅倾家荡产，更有性命之虞。

    因此，所有相关讨论都只在绝对可靠的小圈子里进行，且绝不落文字。

    家族内部，也往往只有最核心的一两人知晓全盘打算。

    东迁或设立分厂，成本巨大，且在那边的经营是否真如所说

    政策会不会变？

    战局万一反复怎么办？

    但留在西南，则是眼睁睁看着产业被官僚资本吞食或窒息而死。

    要不然就如永利那般一样，完全放弃这边的产业。

    只是这样的壮士断腕般的决定，一般人还下不定。

    两害相权，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开始认为，向那片被称为解放区的新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