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作昼夜不停地进行了一个多月。

    工人清理了日曜丸机舱里的淤泥，更换了被海水腐蚀的部分管路，修复了锅炉的炉衬和过热器管束，重新调整了蒸汽机的配汽机构。

    船体水线以下的破洞用钢板补焊，水线以上的上层建筑也做了必要的加固。

    八艘1D型船的维修工程量相对小一些，主要是清理舱室、修复主机和锅炉、更换损坏的甲板机械。

    到46年二月，日曜丸率先修复完毕，在横滨港外进行了试航。

    蒸汽机运转平稳，航速达到了十二节。紧接着，八艘1D型船也陆续修复。

    徐振华给这些船重新起了中文名字：日曜丸改名为东方红号，八艘1D型船分别命名为向阳一号到八号。

    船修好了，接下来是装货。

    赔偿物资清单上的条目密密麻麻：从东京芝浦的电机厂拆下来的大型变压器和发电机，从大阪的化工设备厂拆下来的换热器和反应釜，从名古屋的机床厂拆下来的精密磨床和镗床，从北海道的铁路工厂拆下来的钢轨和转辙器，还有大批的仪器仪表、轴承、阀门、泵类、管件。

    这些物资被分类装箱，用火车运到横滨港，再由码头工人装上船。

    装船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件事。

    招募日本造船和货运人才。

    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空缺还是非常大。

    最终有四百多人，同意前往中国工作。

    他们就驾驶着这些船登上向阳三号和四号船，随船一同前往大连。

    三月中旬，东方红号和四艘向阳号装载着第一批赔偿物资，从横滨港启航，驶向大连。

    航程七百多海里，走了将近三天。抵达大连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看着这些悬挂着根据地旗帜的船只，发出了热烈的欢呼。

    这是根据地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远洋运输船队。

    此后几个月，东方红号和向阳号们频繁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

    赔偿物资一批接一批地运抵大连，再由铁路分运到华北和东北的各工厂。

    同时，这些船也开始承担国内沿海运输任务把东北的钢铁、煤炭、水泥运往上海，再把上海的轻工产品和机械设备运回东北。

    大连到上海的航线成了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东方红号和向阳号几乎每周都要跑一个来回。

    船上的船员大部分是日本人。

    船长、大副、轮机长都是原日本商船队的船员，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工作，现在又被根据地雇用来开船。

    这些日本船员的心情很复杂船是日本的船，货物是中国根据地的货物，航线是他们年轻时跑熟了的航线，但现在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们必须遵守根据地的航运管理规定，在港口接受中国海关的检查，悬挂根据地的旗帜。

    有些人对此感到屈辱，有些人则抱着务实的态度有饭吃，有工资拿，比在日本饿肚子强。

    轮机长山本太郎在一次航行中对翻译说：“我以前给三井开船，现在给你们开船。对我来说，船就是船，机器就是机器。谁能让我吃饱饭，我就给谁干活。”这话说得直白，但也是大多数日本船员的心态。

    到了1946年夏天，在大连和江南造船厂，已经修复了更多的轮船，这使得根据地的手里，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远洋运输能力。

    虽然这些船大多是老旧的标准船，航速慢，油耗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船用就已经很不错了。

    运输总局计划在大连造船厂建造4000吨的远洋货轮，以加强贸易运输和造船能力建设。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打开了另一扇门。

    东南亚的华商找上门来了。

    根据地与东南亚华商的联系由来已久。

    抗战期间，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和其他华侨领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转而更加关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解放华北、华东和东北的消息传到东南亚后，华商们对根据地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1946年五月，一位名叫林绍良的印尼华商通过香港的关系，辗转联系到了上海工业局。

    他在信中表达了希望进口根据地工业品的意愿，并列出了一份需求清单：棉布、煤油、蜡烛、火柴、肥皂、五金工具、缝纫机、自行车、小型柴油机、农具。

    他在信中说，东南亚战后重建急需这些物资，而日本和欧美产品的价格太高，运输周期也太长。

    根据地的产品价廉物美，如果能稳定供应，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此时欧洲和日本的生产体系都没有恢复，都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更不用说生产工业品，满足国外的需求。

    这就使得世界许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