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随船前往东南亚的日本船员来说，每一次航行都是一次复杂的心理体验。

    他们驾驶着日本造的船，装载着中国生产的货物，驶入他们年轻时曾经征服过的南洋港口。

    码头上的人们用好奇或冷漠的目光打量着这些船和船上的人。

    有人认出了船身上的日文铭牌，发出了不屑的嘘声。

    也有人注意到船上悬挂的旗帜已经不是那面太阳旗了，态度便缓和了许多。

    轮机长山本太郎在雅加达靠港时，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码头仓库发呆。翻译问他怎么了。

    他说：“昭和十七年，我来过这里。那时候船上装的是军需品，是来打他们的。

    现在船上装的是布和煤油，是来卖给他们的。一样的船，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也许这样更好。”

    翻译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后来写进了自己的工作日记。

    这篇日记被上海的一份报纸摘要刊登，标题是：《一个日本船长的南洋感悟》。

    到46年十月，根据地的远洋贸易已经初步形成了每月一个航次的节奏。

    东方红号和向阳号们穿梭于上海、大连、横滨、新加坡、雅加达和曼谷之间，把根据地的工业品运出去，把橡胶、锡、石油、矿产和粮食运回来。

    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不仅为根据地带来了急需的战略物资和外汇收入，也使根据地的工业品第一次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

    而那些在码头上排队等候订货的南洋华商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大陆北方那个正在崛起的政权。

    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区，而是一个能够生产优质工业品、拥有远洋船队、懂得按商业规则办事的现代经济体。

    这种认识，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这也为后续根据地商品源源不断地向东南亚出口打下了基础。

    第四百四十五章深渊

    根据地的经济在不断快速地发展，而到了46年深秋，国统区的经济已经肉眼可见地撑不住了。

    河南东部，黄泛区的边缘，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正在夜色中沿着乡间小路向北行进。

    队伍里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也有青壮年男子。

    他们背着包袱，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被褥和锅碗瓢盆。

    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车轮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中年汉子叫刘德厚，三十八岁，柘城县人。

    他家祖辈务农，有三亩半旱田，一头牛，日子虽然穷，但勉强过得下去。今年春天，县里来了征粮队，把秋粮还没长出来的庄稼估了个产，按估产数的七成交纳。

    刘德厚交了粮，家里就剩不下多少了。

    到了夏天，保长又上门来，说前线需要壮丁，每家出一个男丁，不去也行，交钱抵。

    刘德厚家，有三个男丁，他不想自己和孩子去战场，又没钱，只能躲。

    躲了三次，家里的地也荒了。

    第四次保长带着乡丁来抓人，他和孩子没在家，保长把他老婆打了一顿，牵走了家里唯一的牛。

    刘德厚知道，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跟村里几户情况相似的人家合计了一下，决定往北走，投奔根据地。

    这种事情在周边村里早就有了，特别是年初对面搞土改的时候，许多无地的穷汉子就跑过去了。

    后来听说还在对面真的分到了地。

    更多的还是对面税少，虽然交公粮，到留给农民自己的更多，保证农户的生活。

    有时隔着河望过去，那边庄稼长势明显比这边要好。

    听说人家已经用上了肥田粉。

    所以这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走到黄泛区边缘时，队伍已经扩大到上百人。

    他们在黄河故道的渡口歇脚时，遇到了国民政府的税丁。

    税丁拦住他们要收“过境税”，每人五千法币。

    刘德厚掏空了口袋也凑不出那么多钱。

    税丁见他拿不出钱，就要抓人。

    正在拉扯间，一支身穿灰布军装的巡逻队从河对岸过来，领头的干部问明了情况，对税丁说：“这些人是我们根据地的群众，你们不能带走。”税丁看了看对方腰间别着的驳壳枪，没敢吭声，转身走了。

    解救这些投奔根据地的群众，已经是巡逻队的日常任务了。

    巡逻队把刘德厚一行人带过了河，安排他们在附近的村子里暂时落脚。

    村干部给他们登记了姓名和籍贯，分发了粮食，安排了住处。

    刘德厚坐在临时分配给他家的房屋土炕上，看着妻子在灶台前生火做饭，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他活了三十八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不抽他的丁，不强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