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秋，烟台酒厂。

    张振勋从南洋回来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去广州的衙门，而是回烟台的东山坡看藤。葡萄已经收过了，叶子正在变黄，整面坡从翠绿渐次过渡到金褐，像一幅正在被缓缓收卷起来的画。他沿着田埂走了一遍，在一株雷司令前面蹲下来。这是他亲手种的第一批藤，如今已经有手腕粗了，枝干皴裂，节疤累累，可新发的侧枝依然柔韧，每一根都朝着光的方向伸出去。他摸了摸那根最粗的主干，指腹顺着树皮的纹理从下往上划了一遍，那触感像在摸一只老了的手。

    “掌柜的，“老汤从坡下面走上来，“盛大人来信了。说您那份名单他收到了，已经转呈朝廷。还说广三铁路剩下的那段，朝里正在议，让您先别着急。“

    张振勋还蹲在藤前面没有站起来，只是偏了一下头：“信呢？“

    老汤把信递过来。他接过去拆开看了，看完之后没有收起来，就摊在膝盖上，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信折好放进怀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朝坡下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株藤。

    “老汤，“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藤比我们耐得住。“

    老汤愣了一下：“耐得住啥？“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转头继续往坡下走，步子比刚才稍微轻了一些。他想说的是耐得住等、耐得住不动、耐得住被人忘了又被想起来、耐得住被虫咬了根又重新长出来。那些藤在地下做它们该做的事——伸展根须、吸收水分、把那些看不见的养分变成下一年的枝条。而他在上面做他该做的事——跑、写、谈、求、赔笑、垫钱、周旋、把那些在衙门里被磨得稀碎的东西重新粘起来。他在上面折腾，它们在地下不动。可它们每一年都把果子和叶子递出来给他看，让他知道下面的根还活着。

    他在坡底站住了，朝远处看了一眼。烟台的码头方向有一面崭新的龙旗正在风里飘着，旗面是新换的，比几年前在天津看见的那面精神一些。他不知道这面旗还能飘多久，不知道他正在修的那条路和正在酿的那些酒最后会落在什么样的年头里。可他脚下踩着的土是实的，土里的根是活的，怀里的名单上写着两百多万两银子，酒窖里那些桶正安静地变着。那就够了。够他再走一段了。

    他转身朝工坊走去。步子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在实处，像一根被种了太久的藤，在风里摇了半辈子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最稳当的姿势。风还在吹，枝叶还在动，可根已经深到那些摇撼够不着的地方去了。

    张应郎到烟台的那天是个晴天，海上没有雾。

    他从槟城搭英国邮轮先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船北上，一路上都在看文件——父亲托人转交给他的厚厚一叠，包括烟台酒厂的管理章程、南洋各埠产业的账目摘要、广三铁路的进展简报。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用铅笔划了重点，在页边写了批注，字迹细密而整齐，像一排排新栽的秧苗。船头劈开黄海的水面时，他把那叠文件收进皮包里，起身走到甲板上。风比南洋冷得多，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望着前方那片正在接近的海岸线——灰绿色的山丘，稀疏的渔村，码头边几根矮胖的烟囱正冒着白色的烟。烟台到了。

    码头上接他的人不多。老汤带着两个账房先生站在跳板尽头，远远看见他下船就迎了上来：“大少爷！掌柜的在院子里等您呢。“张应郎把皮包换了只手，点了点头，跟着老汤上了马车。车帘放下来之前，他看了码头一眼——几艘渔船泊在岸边，船头蹲着正在补网的渔民，远处有十几辆骡车在卸货，车上装的是一箱箱印有“张裕”二字的酒。他看了几秒钟，放下车帘，靠在座垫上，闭上眼睛。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烟台的样子。

    张应郎在槟城念完了英华书院，又在一家英国商行做了两年事，学了一手“洋式管理“——合同、账目、法律条款、股权结构——在几个儿子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自己提出来想学这些的，在学完之后带着全套的、成套的、成体系的东西回来。这些年一直和黄阿福打理着槟城几个种植园和锡矿场的业务。

    张振勋在烟台的住处是一座二进的小院，前院是书房和会客室，后院是住人的地方。他让管事给应郎在后院收拾了一间厢房，摆了桌椅、书架和一张新做的木床。张应郎把行李放下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歇息，而是从箱子里取出一摞文件——那是他在槟城期间整理的几份分析报告，每一份都封了牛皮纸封皮，工工整整地标着编号和日期。他把它们放在书桌上，用镇纸压好，然后把书架上那些散乱的账册按照年份月份重新排列了一遍，连摞放的角度都对齐了。

    张振勋站在房门口，看着应郎把书架整理完，心里想：这孩子干事认真，比他的几个弟弟更像他。可他也注意到，应郎整理完书架之后，回头看他的那一眼——那里面有一样东西，他认得。那是想被认可，想被看见，想被承认“我可以“。 他在南洋见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也知道这种劲头是好事也是坏事。他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来到了！“

    张应郎也